煮酒论史合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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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等到人们开始穿上丝绸时候，他已是宋的亡国君了。不但见不到盛况，这些政绩也都被赵匡胤窃取。公然宣称在其统治下，“国朝的文化与经济正经历着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其中丝绸产量处于历史最高。同比增长300％。这一切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陛下的领导下取得的。朝廷的英明政策使得原南唐子民痛定思痛并迅速调整心态投入新时期的农业建设。”
不久之后，后主也已经被赐毒酒而死。再也见不到后主那肆意汪洋充满想象力的文笔，有一阵子，全体原南唐国民非常非常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后主的遗作。直到宋朝廷搬来临安，总算恢复了几分梦回唐朝的感觉。那种夜夜歌舞，亭台楼榭的。繁华往事被勾起，竟感化了当朝的皇帝。宋徽宗终于练成了瘦金体。为此他耗费了大半青春。此体一出，国人又是一怔，但这是后话了。
但往事是无法磨灭的，尽管后主的词已被禁，但每逢佳节，那些念他的词长大的不管是当上了官的和没有当上官的，一面心摇神荡想起过往艰苦岁月，忆苦思甜，竟至性致勃勃，一边又回忆起他们的国君的词。不止一回的焚香更衣在案头摆上国君的词和最诱人的丝绸。又一次掀开裤裆……
只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皇帝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彻底的行为艺术家。不但是书生不能理解，隐士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李煜可以不要做“御女狂”、不要做“暴露狂”、不要做“自己人”、不要做“御民者”、不要做“丝绸农业家”、甚至不需要国人的“纪念”。他只需要人们发现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行为艺术家。
不被理解是悲壮的，因此，当喝毒酒那一刻，这位艺术家终于流下了眼泪。 翻开中国的古诗词，最杰出的两大词人居然都姓李，一个是宋时遭受乱世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９６１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
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
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
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21、布衣干政的悲剧 （作者：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 ”。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22、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作者：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己印象不好，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就很难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给你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主要领导。一旦不好的印象形成，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许得等到领导易人。柳永当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郁闷之极，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都泡在青楼中，与当时的众多女歌手打成一遍。你宋仁宗不是说“且去填词”吗？皇帝是金口玉言，我就以 “奉旨填词” 自奉，于是圈子里便迅速传开了“奉旨填词柳三变”大名。三变是柳永原名，就是因了宋仁宗的这次“领导干部选拔政审不过关”事件，他才改名永以示明志，表明自己在公选这件事上是持“一次不行、二次再来、直到公选当选为止”的态度。
历史上的文人多是苦命人，柳永也不例外。虽说参加公选领导不成功，但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柳永只好回归老本行，继续在娱乐圈子里混，为诸女歌手们写词作曲为生，颇有几分现在摇滚歌手的潇洒风度。那个时代音乐人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是远远赶不上21世纪的音乐人们，尽管有很多女歌手因唱柳永的原创歌曲而红透半边天，但于柳永而言，这改变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那个时代没文联，没音乐家协会，他找不到政治归属；那个时代稿费低，没版权，他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好靠那些记情的女歌手们的资助，聊以度日。
众多当红女歌星都是因唱柳永写的歌而走红，柳永在北宋仁宗时代的音乐圈子里名声大振，对许多尚未走红的女歌手而言，要想在流行乐坛里闯出点名气来，只有凭籍演唱柳大腕写的歌才能在唱片发行量上有所突破。几代歌手同唱柳永写的歌，于是柳永写的歌曲，在北宋仁宗一朝便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以现时度之，有点象出租车、公交车和所有公共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放着“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一样，大有刷新流行歌曲发行量纪录的趋势。
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