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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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递到皇上，咸丰看了大为震怒，要将郑祖琛罢官，流放新疆。或许是惺惺相惜，李星沅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严厉。郑祖琛在官场上周旋了45年，一层层阶梯向上攀援，官至巡抚并不容易，结局却是以70多岁高龄流放西域，到那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去等死。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说话。
要为他说话，首先得弄清一些基本事实。调来卷宗一读，发现郑祖琛确实有几分糊涂。广西太平县有个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王淑元的祸事，起源于他缉盗擒贼。风高月黑之夜，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此时正在太平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谁知道郑祖琛下狱审案，盗贼齐声喊冤，说是第一次偷东西就被捉住，70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怜云云。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结果盗贼得势更狼狈，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王淑元和他15岁的儿子被活活生擒。盗匪将这对父子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场地，用刀架在他儿子脖子上，要他交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亲眼看到此情景，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拿绳子捆绑起来，布条堵住嘴巴，押着往城外走。途中经过一条河，过渡的当口，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李星沅掩上卷宗，仰天长叹，身在官场却又心向佛门，是郑大人不幸的根源。身为同僚，李星沅不想落石下井，相反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打算拉前任巡抚一把。在一次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时候，李星沅提起笔来，在落尾处加了这么一句：“已革巡抚郑祖琛，熟悉情形，请旨允其暂留随营差遣委用……”李星沅没能遂愿，在随谕旨传下的封片上，皇帝亲批了一行蝇头小楷：“速遣已革广西巡抚郑祖琛离营回藉。”
为郑祖琛送行那天，李星沅多喝了几口酒，目送郑祖琛乘坐的轿子沿着河道走了一段，绕过一片树林，消失在远方村落的烟霭之中，李星沅心中升起无尽的感慨：但愿老天保佑，不至于落到郑巡抚的下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身在官场，很多事身不由己，由于战事连连失利，加之官场同僚间相互制约，不久他就吞金自杀了。李星沅是聪明人，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深谙其中的玄机与杀机，在皇帝尚未来得及追究之前，选择死亡无疑是最好结局。咸丰果然没多作追究，依照惯例，予以饰终之典。
李星沅之后，受命钦差大臣的先后有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结局都不美妙，不是被清廷革职问罪，就是直接被太平军斩首。这些走马灯一般上任的官员，曾经长久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太平军，他们的命运犹如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间从云端跌入泥淖。这些清廷官员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26、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作者：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 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 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１＇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２＇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过“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却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囚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历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8月27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6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帐。
三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