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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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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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后记〗
做为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应该始终保持理性的目光。但我却经常不自觉的被感动。甚至前些天在看Spider Man 2的时候竟然也因里面简单情节的起伏而时不时激动一下、感动一下。拙作《象流星一样试图照亮夜空――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感》曾经提到，中国不缺少慷慨激昂的英雄，但却少见武训那样平凡坚韧象圣徒一样的英雄。贴到网上后，天涯有一个网名为fgsm的网友跟贴说他当年上过的小学就是武训建立的。当时着实被感动了一把。后来就想更多的了解武训先生，去网上寻找资料，结果很失望。在网上找不到比较完整的介绍武训百年历程的文章。所以动了念头写下这个贴子，写的过程中，屡屡被主人公的命运所感动。现草成此文，供方家批评。
文章主要参考了《清史稿》、梁启超的《兴学节略》、陶行知的《把武训解放出来》、严秀的《风雨苍黄〈武训传〉》、笑蜀的《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施克灿的《快快乐乐 行乞兴学》等文，至于网上google到的其他参考资料，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28、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忆李陵（作者：蒹葭从风）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李陵
李陵是当权者手中的一枚被遗弃的棋子。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帝王却在等着他战死，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老是和赫赫有名的陇西名将李家过不去？
——题记
李陵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军人家庭，从出生起就注定背负祖先那沉甸甸的光荣与梦想——他的先祖是千里追杀并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他的祖父是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他的父亲是曾经怒击天子信臣韩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他的叔叔是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
陇西李家真是一个被诅咒的家族。看看李家的人都是些什么下场吧：李陵的爷爷飞将军即使有国际知名度，可又有什么用？终其一生也没有遇上和匈奴单于正面交锋的机会，因为一个平常的军事上过失在悲愤与失望中自刎；李广去世后，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李广的从弟）获罪自杀；李陵的叔叔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对父亲的死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是卫青在出征时部署不公造成，血气上来竟然失手打伤了卫青，卫青并没有对外张扬，但和李敢一样血气的霍去病却不干，一次陪天子的围猎中，从背后放出致命一箭，最有李广遗风的李敢就这样倒下了，没有倒在匈奴的马蹄下，却死在了同胞的暗箭中……
汉武帝喜欢用自己人是出了名的——外人不放心啊。卫青：皇后卫子夫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和卫青大将军的外甥；他们相继过世后还有另一个大舅子来接替，就是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尽管他要比卫青、霍去病逊得多……
所以，李陵，他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军人需要的是铁血和荣誉。他的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了，他的年龄又能世故到哪去呢？最后出征前他只有27岁。
人们对其的感情是痛恨还是同情？抑或二者兼有？李陵之争自古皆有，为什么对他的定位这么难？是啊，难怪有人说，如果试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汉奸”这一称号的人。
古文惜墨，关于李陵的记载不算太多：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此时的李陵的已经是个少年有为的职业军官，前途光明，长风破浪、直济沧海似乎近在眼前。然而，“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在这次战斗中，李陵被分配给贰师将军李广利管后勤辎重。显然，汉武帝信任的是他的亲属，单以李陵的才能和气魄，惟领军冲锋陷阵恐怕比较适合发挥他的特长，何况，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好多代的军人血液，真正的职业军人只钟情于沙场。打个比方，在别人激战的时候，你任命巴顿将军去看管某个安全的仓库试试？我要是李陵我都郁闷死了？他的血又怎能不沸腾？汉武帝说：这次发的兵多，是不能给你骑兵了，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血气一上来，就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甚至还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实在的，这股气势和霍去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没有人家的历史际遇好啊。
汉武帝在惊讶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赞赏，心想那就不妨试试看，权当实验品好了，毕竟李陵只是一个分量并不重的角色，即使牺牲掉了也不是那么可惜——很多时候，在你眼里重于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就轻若鸿毛。
武帝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但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猜疑的武帝“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之下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这应该在汉武帝的意料之中。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的消息，汉武当然知道，但他懒得为其劳师接救，竟然为了让李陵尽快战死，了结这件事，“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李陵的五千步兵击退了匈奴八万人马，他短暂的军事人生已经闪耀出辉煌的光芒，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很可能当时心存一念，效仿赵破奴的假降，期望有一天率部归汉，汉武帝大概也想到了，曾派人去接应，但谁知竟找了一个李广利的亲信、李广的仇家公孙敖。公孙敖回来就说，李陵降了，还替匈奴练兵呢。把李绪说成李陵，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赤胆忠心的李陵未能如愿，全家被诛，为他说话的也获了罪……李陵的心碎了，永远地碎在了长城北岸。
我的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大漠的流沙，草原的长风，李陵的身影被血色的夕阳浸泡。惨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放下了武器，放下了军人看作生命的尊严。我要是他，那最后一场战斗的场面必然永远定格在心里。
李陵在匈奴住下了。这二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哦，对了，据说前六年是在亡命中渡过——他杀了大阏氏宠爱的李绪，就是那个让他被冤枉的倒霉鬼。李陵此举多半是找出气筒，不过，这六年也一定不好过，比在贝加尔糊边牧羊的苏武好不到哪去。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关心李陵在他的后半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无所事事，苟且其百死之身？还是平淡地做了他的右校王？他和匈奴的居次过的好吗？他们的混血孩子们会说汉话吗？（似乎在哪本不大可靠的书上看到：今天外蒙有一支部族，自称李陵的后代，真伪待考。）他和汉人打过仗吗……
说到汉匈战争，史书记载他仅参加过一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