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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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