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儒辈论周官法度”，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第94节：开创与守成之间（4）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淑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是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众人之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270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朱元璋认为“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则“国法不容”，“天道不容”。那么，他不满于方孝孺，说：“斯人何傲！”并贬其为蜀王府教授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之誉。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为鼻祖者”。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贡举、杂流三途并用，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诛戮，并未触动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种种特权。他杀的只是一些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的高级将领。这种右武轻文的政策，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打江山靠军人，巩固江山也靠军人。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和平之后，这种政策需要改变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而“归重左班”，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不仅升高六部尚书的品秩，让文臣分享较多的权力，而且大开科举，为知识分子进入政权开路。方孝孺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队伍。他还诏举优通文学之士作为科举的补充。甚至下令“并卫所”，“诏军卫官举通经军士”，颇有点和武弁们为难。
这些情况，如何帮助我们透视靖难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会得罪于洪武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必然会反对它，并竭力维护洪武的政治传统不受损害，凡已变更的，均需恢复旧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其一是众亲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们的权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的亲王甚至罹于削爵杀身之祸。其二是众多的武将，因为文臣地位的提高势必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抑制。这两部分人对建文新政的不满是必然的。
第95节：开创与守成之间（5）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靖难之役，便会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须要提出足以号召的政治口号，而这口号正是“恢复祖宗旧制”。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声称“靖难”、“清君侧”正是以维护祖制为理论依据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须要寻求依靠不满于建文新政的势力，而这正是诸亲王和众武将。
将这两点归纳起来便知，靖难之役是以朱棣和亲王军人集团为一方，他们极力维护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团为一方，他们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说，建文与永乐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实行开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团与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由于戎马倥偬，时间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这些天真的政治家没有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个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强大的亲王军人集团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这一结论完全可以用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复旧”的口号也明白地写在朱棣给朝廷的上书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胁的军人们聚集在“恢复旧制”和“诛左班文臣”的旗帜下，公开叛附燕王或徘徊观望，成为朱棣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罪惟录》记载：
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托云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阵亡士卒，让皇（建文帝）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小�，子孙勾补入。”茹以劝大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军人们不肯用心厮杀的原因，这里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争取这股势力。史籍记载“诸大将”又“多怀贰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将士往往离散不肯向敌”，卒至失国。明人朱鹭说：朱元璋“专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泽，而亦无长短可效，不过定制度、修诰章，竞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竞文，缙绅亲而介胄疏。于是，翰院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涌跃致身，趋死如归。其凛凛箸亢节者，无虑弥百数，盖振古一创见。而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他感叹道，“两朝相及，曾不甚辽，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
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凡百若而人”。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地方官，仅北平所属郡县，“望风而解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他们拒绝与朱棣合作。许多人慷慨就戮，在极端野蛮的酷刑下毫无惧色，方孝孺甚至置杀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呢？用就义者自己的话说，是“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除了要尽那点君臣节义外，主要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们宁肯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则“专一煦以阳春”。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中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阳春，甘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靖难前后文武阵营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至于亲王，燕师南下谷王朱橞打开南京川门迎降自不待言，宁王朱权则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虽然说是受了胁迫，但宁王的兵力毕竟全部加入了靖难军中，而且他们双方更有“事成当中分天下”之约。亲王们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实更是无可辩驳。如此，怎么能说不存在亲王军人集团呢？
第9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6）
二、绝不安于守成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等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