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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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戮。
第108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8）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杯羹”。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撤尿。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即位后专杀立威，对于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绝不留情。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1360年），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异。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僇。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字难于统计。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第109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9）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第110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0）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隐，奖励告密，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第11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1）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