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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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小麦、大麦、亚麻，饲养牛羊，已经掌握灌溉技术，并和周围地区进行
铜、石材、木材的交换贸易，与小亚细亚地区交换黑曜石，与阿富汗交换青
金石等。由于地处低洼的沼泽，利用芦苇建造房屋和制造小船是很有地方特
色的生产活动，埃利都遗址出土了欧贝德文化晚期的泥塑帆船模型，许多遗
址发现的苏美尔圆筒印章和浮雕上最早的建筑符号都绘成芦苇建筑。当地居
民都十分重视发展渔猎经济，主要是捕鱼和猎取各种水禽。
欧贝德文化的建筑业，代表着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广大居
民习惯于芦棚茅舍的环境，但以神庙为中心而出现的城镇成为政治、经济、
宗教、艺术的中心。居民对神庙的修建十分重视，埃利都遗址的神庙建筑在
长达千余年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新，显示出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遗
址有18层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最下面的两层属公元前4500年或更早，已
开始用土砖砌成方型殿堂，虽然是不足3平方米的单间房屋，但是室内布局
反映出存在着祭祀的壁龛和中央祭坛等遗迹。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规
模逐渐增大，形制亦愈益复杂。到了第9—11层，不仅神庙已有了中间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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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两个凸出的侧廊。到欧贝德文化晚期的第6—7层，神庙已奠基于高大的
土台之上，台面铺着石块，由于苏美尔平原极缺石料，神庙本身仍以土砖修
筑，但殿堂已长达26。5米，宽16米，显得十分雄伟。殿内大厅一端设祭台
供奉神像，两侧置耳房，墙面扶垛组成规整的凹凸直线，既美观又起到了加
固作用，是两河流域古代建筑的典范。
欧贝德文化的手工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制陶业的成就十分突出。早期陶
器为手制，主要为粗制的素面陶和彩陶，除了丰富的各种生活器皿外，还有
陶制生产工具如镰、銎斧、纺轮等及一些饰物和人像。许多容器表面用软刷
画出黑绿色或深褐色的曲线图案，还有一些叶状纹和带有风格化的动物及
鸟。埃利都遗址发现的彩陶一般是在淡黄色或乳白色陶衣上画彩，但其它遗
址的陶器则很少陶衣，似乎表明制陶技术有所差别。当时烧陶的温度较高，
有些陶器因烧过火而几乎达到玻璃化的程度，烧制过程中常有变形，说明还
没有熟练掌握火候的能力。欧贝德文化晚期出现了轮制陶，出土了高脚杯、
瓶、碗、椭园形大盘及带流陶器等。欧贝德文化的制陶技术对周围地区有很
大影响，伊朗扎格罗什山下迪兹富勒附近的苏萨古城，在公元前4千年的地
层中发掘出同欧贝德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大批陶器，其中包括器表呈淡黄色，
上面用黑褐色颜料绘出几何化的水鸟、羊、蛇等图案的陶器。在手工业生产
中，石器的制造并没有显示出比哈拉夫文化更大的进步，只是处于延续的水
平。石器较少，主要是石斧、石叶和少量石容器、燧石锄。值得注意的是这
个文化的末期出现了最典型的陶镰，刃部薄而锋利，这种陶镰要比粘有沥青
的燧石片制成的石镰更容易制作，并且可以成批生产，可以适应农业发展对
收割工具的大量需求，这是两河流域苏美尔平原定居以后灌溉农业发展的结
果，预示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间，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乌鲁克文化阶
段。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乌鲁克文化是在欧贝德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
世纪20年代由德国考古学家对乌鲁克遗址（伊拉克境内，今称瓦尔卡）发掘
而定名，典型遗址除乌鲁克的第12—4层堆积外，还有埃利都、尼普尔、乌
尔、泰洛赫、欧盖尔、海法吉、尼尼微和高拉等。这个阶段是最早的国家即
城邦的形成时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史前时代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结束，
文明时代随着这一文化的结束而开始。乌鲁克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
转折时期。
乌鲁克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比以前的速度加快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
居民聚落大幅度增加、城镇建设比欧贝德文化时期有明显进步。围绕乌鲁克，
已形成了中心城镇、小型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种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种
状况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开始
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人得以掌握大量剩余产品和分配的权利，国家组织正在
逐步替代氏族部落组织。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320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
农村居民增多了6倍，小镇增多3倍，除了本地人口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增
长外，周围许多农业不发达或以游牧为生的氏族纷纷迁徙到苏美尔地区定居
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乌鲁克遗址，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心，是当时规模最
大的建筑，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神庙周围是官邸，再外
围是手工业作坊和匠人的居室，最外围是农业居民。这种布局反映了当时社
会已初步形成等级，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乌鲁克文化晚期，城镇遗址
急剧增加，农村聚落却所增无几，反映了血缘氏族村落在停滞和解体，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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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蓬勃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形成。
在乌鲁克遗址的城市建设遗迹中，考古学家清理出层层高台顶上修筑的
祭神塔庙。这一时期的神庙不仅建筑在分层铺砌的高台上，而且设置了规模
宏伟的梯道。有一座供奉女神埃安娜的“石庙”大殿，使用了在苏美尔甚为
名贵、十分难得的石灰石，极其壮观，长86米，宽达33米，石庙旁边的庭
院廊柱采用红、白、黑色陶制锥状镶嵌，呈圆柱或半圆柱形，柱经达 2。62
米，镶嵌的几何纹样十分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位于神庙中部的双侧楼
梯的外表与这个门厅廊柱一样，也是镶嵌装饰，表现出苏美尔文明的经济发
展水平、杰出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才华。
乌鲁克文化手工业经济领域主要生产是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总的看
来，制陶业从哈拉夫文化的盛期、欧贝德文化的持续期而转入衰落，逐渐让
位于日益发展的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后期，手工业的另一种代表圆筒印
章制造业开始出现，成为苏美尔文明的标志。陶器的变化是显著的，昔日精
美的彩陶已全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素面陶，轮制的磨光红陶和灰陶上，往
往有弦纹装饰。作为盛器的杯、盘不见了，大量流行一种敞口直壁碗，制法
简单粗糙；罐类较多，主要用于贮藏，这与食品种类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有
一定关系；瓶、壶在各地也普遍存在。快轮制陶的方法和不再精心彩绘，以
及对火候的有效控制，使制陶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虽然审美价值
在下降，经济效益却有很大提高。因此，陶器的变化不能表示制陶业的衰败，
只是彩陶艺术的消亡，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同时也反
映出人们的手工业生产正越来越转入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
域的金属制造业在北部比南部更为发达。在北部的著名遗址高拉，欧贝德文
化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七八件铜制品；到了乌鲁克时期则发现了20多件铜
器，有铜扣、铜凿、铜锥、铜针等；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的捷姆代特·奈斯尔
时期，金属制品猛增至60多件，其后的早期王朝初期文化堆积中有铜制品
334件，说明乌鲁克文化晚期的金属制造业是发展很快的。除了铜器以外，
还有其它金属制品，以金器最为多见，主要是各种装饰物。
稍晚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是乌鲁克文化之末与早期
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这种文化以最初
发现于巴比仑城址西北的捷姆代特·奈斯尔遗址定名，典型遗址还有乌鲁克、
阿格拉卜、奥海米尔、法拉、阿斯马尔等。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
发展更快了，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农业生产仍以石制工具为
主，如镰、锄、刀等，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仅发现了匕首、斧头和鱼钩，数量
很少。一些陶印章上雕刻着驯服牡牛、狩猎等图象，说明渔猎和畜牧业是农
业经济的补充。在手工业生产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彩陶工艺的恢复。
各遗址发现的陶器主要是轮制的彩陶，大多绘有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图画，
在器表光亮的泥釉上仍与过去一样以红色、黑色或棕色在器物上部绘画，不
过素面陶的数量仍大于彩陶。这一时期还流行石制容器，常饰以浮雕或几何
纹样，其中以乌鲁克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容器最为典型。出土的泥板上以象形
文字的苏美尔语刻写，主要记载着经济活动及词汇表。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居
民与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基斯坦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
加强了与尼罗河沿岸各部族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涅伽达，发现了这一时期
苏美尔的青金石圆柱形印章。伊朗东南部索昆河谷的铁佩·雅亚遗址，地处
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曾是苏美尔与伊朗、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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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联系的中间站，伊朗东南部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就从这里运
往苏美尔各城邦，苏美尔人则用工艺品、毛纺织品、金银器与之交换。在这
一时期，开始使用驴拉的木轮车。除了继续使用芦苇束来编造船只外，也开
始用木料造船。
从哈拉夫文化到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铜石并用时代
的发展，两河流域最终结束了史前时代。两河流域的前王朝时代，以农业经
济的持续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城市和城邦的发生与形成为特征。
这一阶段既包括了原始农业经济的解体，也包括了文明时代的序幕和奴隶制
经济的萌芽产生。随着城市，金属制造业和文字的出现，以两河流域为主体
的西亚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的早期王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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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王朝时代的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化进入早期王朝时
代。
早期王朝时代，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已基本确立，虽然氏族社会晚期的军
事民主制残余仍旧存在，但王权已逐渐强大，以大奴隶主为核心的君主政体
日趋完备了。在这一地区，基什、乌尔、拉格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林立，
互相争伐。在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俗贵族的权力不断加强，与
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在形成与完善。
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神庙原来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奴隶，逐步
属于国王所有。早期王朝开始阶段，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为
神庙的土地，其二为农村公社遗留的土地，其三为国王、贵族和祭司的土地，
前两种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在各个城市的建设中，神庙总是雄踞于民居之上
的宏伟建筑，反映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但是，逐渐扩大的王权这时已与神权
并驾齐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的马里城，当时是一座繁荣的都市，在
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出土了不少神像和国王的雕像，同时出土了不少陶器、
贝壳镶嵌物、石印章和青铜器，表明国王的权力与神权是可以杭衡的。随着
王权的加强，神庙土地因不许买卖而逐步成为国有土地，并逐渐为国王、贵
族和祭司所攫取。在捷姆代特·奈斯尔出土的一份泥版文书上，记载了这些
人瓜分约1500公顷神庙土地的情况：
城邦统治者“恩”即国王一人独得1000公顷；
女祭司122公顷；
商人首领103公顷；
军事指挥官100公顷；
①
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 。
这种瓜分直到早期王朝末年仍不断出现，使神庙土地相当多的一部分逐
渐被王室侵吞。不过，神庙也通过神权经常霸占和收买土地来扩充自己的财
富，也有些土地和奴隶是由战争中的胜利品所转化的。同时，从国王到一般
的奴隶主和商人也要不断向神庙奉献财物，其中也包括土地和奴隶，因此，
神庙的土地在早期王朝时代始终占有相当多的数量，一般估计约为全国土地
的1/3。神庙的经济力量在早期王朝时代是举足轻重的。位于今伊拉克巴格
达东部迪亚拉河谷的早期王朝重要城市海法吉，在20世纪30年代被考古学
家发现，人们注意到神庙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如月神欣庙，最初只是单独
的庙宇，后来发展成为有许多套房的格局。有一座神庙还设置双重围墙，占
地8000平方米，神庙内有圣殿、祭司住房、库房、面包加工作坊等，神坛前
的广场就有2000平方米。庙内有僧侣贵族的居室，庙墙外是生产者的住房。
这座城市和神庙的发掘，证明了奴隶制经济初期神庙经济的重要地位。
国王和贵族在瓜分神庙的土地时，还千方百计侵夺农村公社的土地，使
农村公社的土地越来越少。除了用强权霸占瓜分外，较多地还使用彼此互相
购买的手段，当时的土地私有和买卖已经比较普遍了。约公元前2600年的格
拉什城邦国王恩赫伽尔，留下了一块石版铭文的文书，其中记载了他8次购
买土地共12块的情况，总买进土地952。5公顷，买地次数之多及地块分布的
① 转引自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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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都说明了土地买卖的经常化。土地一旦随意买卖，公社农民丧失土地
的现象便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大多降为神庙、王室或贵族的依附者，即以
佃耕为生的劳动者，这些佃农的地位虽然比奴隶略高，但也备受统治者的压
迫和欺凌，更有不少佃农进一步沦为债务奴隶，处境更为凄凉困苦。
神庙和王室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经营土地、使用劳动力的情况，大致有三
种：
①集中使用奴隶和依附民的神庙祭田和王室农庄，所收获的农产品、畜
产品全部归于土地的主人即神庙与王室；
②一些口粮田分给为神庙和宫廷服务的人员，有一些属于神庙和王室的
依附民也可以得到这种口粮田。口粮田的收入作为这些人的劳动报酬，但这
种土地严禁继承和买卖；
③神庙和王室把小块土地出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收取 1/4左右的地
租。
从上述土地经营情况可以看出，苏美尔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