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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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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极其丰 

富的遗物和大量遗迹,可以看出夏代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 

高。 

     这种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 

不多。自1954至1957年,洛阳的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 

葬与灰坑。在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形状和铸造 

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所 

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已经证实的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 

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 

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都有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最为典 

型。在已发现的100多处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 

地,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 

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 

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 

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跃于今河南省西部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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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南部一带。当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集团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理洪 

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 

启的力量,独断专行,不再顾及氏族内部的民主传统。禹死之后,启公然杀 

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并控制了黄河中游各地 

的领导地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 

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公元前21世纪, 

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经济时期。 

     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遗址出土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 

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骨铲、蚌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耒、耜一类 

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新石器时代盛产的粟、黍 

一类和某些栽培的蔬菜瓜果。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称为六畜。由于农业 

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龙山文化兴起的饮酒之风更为普遍,在一般 

的平民墓葬中,也常见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已基 

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 

作、制革乃至木器加工都已出现专业化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 

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各地的制陶业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陶窑在郑州洛达庙、偃师二里头、 

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等遗址都有发现。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 

窑址。出土丰富的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 

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缽、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罐; 

酒器则有盉、觚、爵等。 

     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专业技术。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 

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等,尚未出现较大的青铜容 

器。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但已确切表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 

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 

坩锅和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 

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中国早期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 

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一些。这些情况 

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遗址出土 

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其中主要是墓葬中的随葬品。 

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形玉装饰品,上面雕刻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 

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 

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 

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颇具艺术价值。 

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带 

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种石磬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夏代一项单独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一批切 

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制作精良的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 

骨角器,同时发现了磨制骨角器的工具砺石等。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人们喜爱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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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代的木器制作技术空前发达,木器工业成为手工业部门一个十分重要 

的行业。在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陶寺,从规模宏大的墓地中发 

掘出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数十件木制家具、盛食器皿和为生产工具、兵 

器安装的柄、杆非常引人瞩目,不少木器表面有绘画的彩色图案,十分精美 

艳丽。这批木器包括案、斗、俎、匣、仓和觚、杯、盘、豆等,彩绘木案都 

旋转墓主人的棺前,案上摆放着斝、觚、杯等器皿。有几件大小不一的鼍鼓, 

用黄、白、黑、兰诸色描绘出美丽的图案,鼓面是用鳄鱼皮蒙制的。这批鼍 

鼓与大型石馨共出,反映了奴隶制王朝初期的贵族礼仪,并与古代宗教有密 

切关系。类似的鼍鼓,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也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400 

年左右,陶寺遗址的鼍鼓,为探索中原地区与泰山周围奴隶制国家的交往提 

供了重要资料。 

      (2)夏代经济的特点 

     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经济相比,夏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突 

出的特点: 

    ①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手工业内部出现了明确的行业分工 

和专业技术分工。在此基础上,手工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商品,并为 

私人所占有; 

    ②铜器已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但尚处于只能制作小件器物的工艺水平 

上,局部地区出现了合范技术; 

    ③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逐步总结出适应农业经济的天文、历法等 

科学知识,从而指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夏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比新石器时期更快,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①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 

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尽力乎沟洫”,变水害为水利。在夏代,由禹、启 

所代表的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产 

量有较大幅度地增长; 

    ②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 

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 

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它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③夏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 

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有效的新式农具, 

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④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 

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各地原 

始部落所独创的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统治的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 

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地飞跃,黄 

河流域在中华大地率先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都市和九州 

行政区划,水陆交通更为便利,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 

从而转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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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商代的经济状况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逐渐强盛起来,迅速向黄河中游及环 

渤海湾地区扩展其势力。商族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远祖叫契,据传 

说是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的后裔。契协助夏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地。 

后来契的孙子相土又为夏王朝建功立业,同时发展了商族的经济与文化。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商从夏朝的属国变为夏朝的强大对手,终于在公元前 17 

世纪时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商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汤, 

在消灭了以夏桀为首的夏代奴隶主贵族集团之后,又屡伐周围的一些小国, 

平定海内,建都于河南省黄河南岸的重要城市毫。 

     商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水平进 

一步提高,并且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兴旺,开创了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商代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和城市,构成了商代文 

明最突出的特征。作为奴隶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商代的经济制度已基本完 

备,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1)商代的土地制度 

     在夏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还没有完全解体。到了商代,这种土地制 

度转化成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 

供臣下享用。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做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 

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 

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 

刻写成田、■、■、■等形。这些象形字是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井田中 

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由 

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 

抛荒休耕的管理。 

     在商王的最高权力统治下,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奴隶和土 

地都是奴隶主个人的财富。在甲骨卜辞中,留下了不少从商王到各级贵族、 

王室小臣乃至贵族妇女监督奴隶大众耕作的记录。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集团, 

还不断驱使奴隶大众到荒僻的地方开垦土地,扩大井田的面积,增加他们无 

偿占有的农作物的产量。 

     由于商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实际上商王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 

山林川泽,一些邦国所占有的土地也并非皆为商王所授。商王仅是土地所有 

者在权力上的象征。在各个方国内,邦伯、师长、百执事等驱使奴隶从事繁 

重的田间劳动。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卜辞中屡见获人、获众、 

获羌、执讯的记载;也有部分奴隶是自由民破产或交换得到的。 

     自商代开始,民与众就是奴隶和下层劳动者的同义语。《尚书·盘庚》 

中有“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汝其作我畜民”的记载。这些奴隶,可 

以被奴隶主任意打骂、买卖甚至杀戮,甲骨文中有大量杀戮奴隶以及用奴隶 

作人殉的记录,各地的考古发现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因为奴隶同牲畜、 

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杀死也不算犯罪,所以建立在奴隶与 

奴隶主互相对立这种人身关系上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对奴隶的监督劳动。这 

种监督劳动在商代达到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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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殉制度下杀害的奴隶数量很大,甚至动辄数十、数百,显示出商王朝 

的统治集团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奴隶并不重视。这与农业生产中抛荒休耕方 

法及许多地区仍旧实行放火烧荒的落后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生产方式 

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是有限的。 

     商代的平民也有自己少量的土地,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 

础。他们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环境中生活,节衣缩食,辛勤劳动,在艰 

难中勉强度日。这些自耕农还利用农闲季节从事一些小规模地手工业劳动, 

做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平民的土地在奴隶制度下是不稳 

定的财产,经常在战争、疫病、自然灾害或其它意外事故影响下发生变化。 

所以,商代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按照等级占有公田,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 

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成为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 

      (2)商代的财政制度 

     商代的财政制度,就是诸侯百姓对商王的贡纳制度和商王对国有资产的 

分配。诸侯百姓的财富则直接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奴隶劳动的剥 

削。商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从夏代私有制迅速发展和 

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由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 

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主宰的国家。商代的奴隶主集团借助于国家的意志和力量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奴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 

手段。商王朝随着国家财富的聚敛积累,逐渐组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统 

治机构,同时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军队。国家要维持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 

就必须不断加紧对各地奴隶主百姓索取贡纳,包括物资产品和货币,而大大 

小小的贵族便变本加厉地把这一切转嫁到奴隶头上,强迫奴隶生产更多的农 

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商代的贵族,不管是朝中的百官还是各地的诸侯,都占有土地和奴隶。 

这些土地和奴隶又都是以商王的名义封赐的。所以他们必须对商王负担一定 

的义务,除了督察奴隶为王室耕种、带领属下的士卒为商王征伐外,最重要 

的就是经常向商王交纳他们土地上出产的各种物品,以及奉献手工业奴隶生 

产的各种产品,并适时贡纳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这种贡纳制度,是中国古 

代财政制度的萌芽,也是在货币制度尚不健全时的一种实物赋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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