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及其它-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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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提倡过的“静的戏剧”，几乎使戏剧与图画的领域交叠，其实还是在银幕上最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现在暂时对于这些只能止于向往。例如《太太万岁》就必须弄上许多情节，把几个演员忙得团团转。严格地说来，这本来是不足为训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我这样想着，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于高兴之外又有种凄然的感觉，当时也就知道，一离开那黄昏的阳台我就再也说不明白的。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惘然记》序
北宋有一幅《校书图》，画一个学者一手持纸卷，一手拿着个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还是文具——在搔头发，仿佛踌躇不决。下首有个僮儿托盘送茶来。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图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员背后的两折大屏风，上有朝服下缘的海涛图案。看上去他环境优裕。他校的书也许我们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点出人意表地，他赤着脚，地下两只鞋一正一反，显然是两脚互相搓抹着褪下来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湾两个老人脱了鞋坐在矮石墙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
这小说集里《五四遗事》这篇是用英文写的，一九五六年发表，中译文次年刊出。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此外还有两篇一九四○年间的旧作。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有朋友在香港的图书馆里旧杂志上看到，影印了两篇，寄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刊载。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另一篇小说《多少恨》，是以前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不便携带文字，有些就没带出来。但是这些年来，这几篇东西的存在并不是没人知道，如美国学者耿德华（ＥｄｗａｒｄＧｕｎｎ）就早已在图书馆里看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
，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多少恨》的前身是我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原剧本没有了，附录另一只电影剧本《情场如戏场》，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ｍａｘｓｈｖｌｍａｎ）著舞台剧《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ｒＴｒａｐ（温柔的陷阱）》改骗的，影片一九五六年摄制，林黛陈厚张扬主演。
《多少恨》里有些对白太软弱，我改写了两段，另一篇旧作《殷玉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只好添写了个尾声。不得不噜嗦点交代清楚，不然读者看到双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自己的作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
《续集》自序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列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这逆转了英文俗语的说法：“押着马儿去河边，还要撤着它喝水。”水的冷暖只有马儿自知。听说《小艾》在香港公开以单行本出版，用的不是原来笔名梁京，却理直气壮地擅用我的本名，其大胆当然比不上以我名字出版《笑声泪痕》的那位“张爱玲”。我一度就读于香港大学，后来因珍珠港事变没有完成学业；一九五二年重临香港，住了三年，都有记录可查。我实在不愿为了“正名”而大动于戈。出版社认为对《小艾》心怀匣测者颇不乏人，劝我不要再蹉陀下去，免得重蹈覆辙。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壁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二则我的书一向归皇冠出版，多年来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仍是无稽之谈而已。
这使我想到，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悼棒责备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萧伯纳，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样应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他们在英美荣庸诺贝尔文学奖，生前死后获得应有的版权保障。萧伯纳的《卖花女》在舞台上后，改编成黑自电影，又改编成轻音乐剧《窈窕淑女》，再改编成七彩宽银幕电影，都得到版权费。海明威未完成的遗作经人整理后出版，他的继承人依旧享受可观的版税。如果他们遇到我这种情况，相信萧伯纳绝不会那么长寿，海明威的猎枪也会提前走火。
我想既然将旧作出版，索性把从前遗留在上海的作品选出一本文集，名之为《余韵》。另外自一九五二年离开上海后在海外各地发表而未收入书中的文章编成一集，名之为《续集》，免得将来再闹《红楼梦》中瞒赃的窃盗官司。
《谈吃与画饼充饥》写得比较细详，引起不少议论。多数人印象中以为我吃得又少又随便，几乎不食人间烟火，读后大为惊讶，甚至认为我“另有一功”。衣食住行我一向比较注重衣和食，然而现在连这一点偏嗜都成为奢侈了。至少这篇文章可以满足一部分访问者和在显徽镜下“看张”者的好奇心。这种自白式的文章只是掠鸿一瞥，虽然是颇长的一瞥。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作者借用书刊和读者间接沟通，演员却非直接面对观众不可，为什么作家同样享受不到隐私权？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台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魂归离恨天》（暂名）是我为电懋公司写的最后一出剧本，没有交到导演手上，公司已告结束。多谢秦羽女士找了出来物归原主。“Stale Mates”（《老搭子》
）曾在美国《记者》双周刊上刊出，劝得宋淇找出来把它和我用中文重写的《五四遗事》并列在一起，自己看来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
最近看到不少关于我的话，不尽不实的地方自己不愿动笔澄清，本想请宋煤代写一篇更正的文章。后来想想作家是天生给人误解的，解释也没完没了，何况宋棋和文美自有他们操心的事。我一直牵挂他们的健康，每次写信都说“想必好了”，根本没有体察到过去一年（出《余韵》的时期）他们正在昏暗的隧道中摸索，现在他们已走到尽头，看见了天光，正是《续集》面世的时候。我觉得时机再好也没有。尤其高兴的是能借这个机会告诉读者：我仍旧继续写作。
（收入《续集》，台北皇冠出版杜1988年2月初版）
疯马扫校
《张爱玲小说集》自序
我写的《传奇》与《流言》两种集子，曾经有人在香港印过，那是盗印的。此外我也还见到两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和我完全相同，看着觉得很诧异。其实说来惭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很少。《传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这次出版的，也就是根据那本“增订本”，不过书名和封面都换过了。
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傀，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情。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一九五四年七月于香港
（收入《张爱玲小说集》，1954年7月香港天风出版社初版）
疯马扫校
《张看》自序
珍珠港事变两年前，我同炎樱刚进港大，有一天她说她父亲有个老朋友请她看电影，叫我一块去。我先说不去，她再三说，“没什么，不过是我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来说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单独请看电影，似乎无论中外都觉得不合适。也许旧式印度人根本不和女性来往，所以没有这些讲究。也许还把她当小孩看待。是否因此要我陪着去，我也没问。
是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大广告牌上画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给。门口已经有人迎了上来，高大的五十多岁的人，但是瘦得只剩下个框子。穿着一套泛黄的白西装，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时候已经绝迹了的。整个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肤色与白头发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像印度人。
炎樱替我介绍，说：“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向她手里一塞，只咕哝了一声“你们进去”，匆匆地就往外走。
“不不，我们去补张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不要走！”
我还不懂是怎么回事。他只摆了摆手，临走又想起了什么，把手里一只纸包又往她手里一塞。
她都有点不好意思，微笑低声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包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沁出油渍来。
我们只好进去。是楼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后几排。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看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在昏黄的灯光中，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上去，狭窄的梯级走道，钉着麻袋式棕草地毯。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展开，“地陷东南”似的倾塌下去。下缘一线栏杆拦住，悬空吊在更低的远景上，使人头晕。坐了下来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开映后，银幕奇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见。在黑暗中她递了块煎面包给我，拿在手里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起来，味道不错，但是吃着很不是味。吃完了，又忍耐着看了会电影，都说：“走吧，不看了。”
她告诉我那是个帕西人（Ｐａｒｓｅｅ）——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
得很大。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本来是广东人家养女，先跟了个印度人，第三次与人同居是个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有许多孩子。跟这帕西人也认识，常跟他闹着要给他做媒，又硬要把大女儿嫁给他。他也是喜欢宓妮，那时候宓妮十五岁，在学校读书，不肯答应。她母亲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二十二岁就离婚，有一个儿子，不给他，也不让见面。他就喜欢这儿子，从此做生意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洋行做事，儿子有十九岁了，跟她像姊妹兄弟一样。
有一天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又叫我一块去。在一个广东茶楼午餐，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搁糖。宓妮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亲。一顿饭吃完了，还是觉得像。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我母亲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离了婚。我从小一直听见人说她像外国人，头发也不大黑，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