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 作者:李津逵-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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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成长
近年来，我国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如西安、兰州、西宁、成都、重庆、昆明……在西部大开发中担当起龙头作用。其实有学者已经提出，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正是西部的城市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都超过了西部的一些地州。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这种格局中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就缺乏经济的动力。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许多地区还没有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中，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在不可能迅速长出城市群的时候，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络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按市场规律、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在2010年前把中西部一些有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6、沿海城市高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中国沿海省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批海岸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省会城市：大连超过了沈阳；青岛超过了济南；宁波超过了杭州；深圳超过了广州。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起内陆城市来，海岸城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全球竞争体现为全球各国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前沿是海岸城市。海洋不仅是人类最大的贸易平台，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区域。每单位面积海洋可有3倍于同等面积土地的产出。近代以来全球战略都是围绕制海权展开的。德国地缘战略家豪斯浩弗说，一个大国要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以使其对陆域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
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区——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估计；而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预测，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海岸地带因其环境交换量大，人均生态占用少而成为最适宜人类大规模聚居的区域。全球所有国际性城市无一例外是海岸城市。
在中国，直到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现代海岸城市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上海浦东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的海岸城市带正开始形成。然而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距离一个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
90年代初，一大批沿海中小城市脱颖而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许多昔日一两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一二十万乃至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山东的威海，江苏的张家港，广东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浙江的湖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这种人口吸纳能力是内地城镇无法想象的。这说明无论从环境容量还是就业机会，沿海城市都大有作为。
海岸城市的崛起不仅说明了海岸城市的自信，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太平洋时代面前的自信。
三、关于城市的观念正在更新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就政府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意识也在更新，这对于实践中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营造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良好环境是难得的机遇。
1、积极推进城市化。
很长时间里，我国不鼓励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如《城市规划法》规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主要是在观念上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诸种问题过度担心。担心粮食生产和供应紧张；担心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担心城镇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担心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城市病〃；担心农民进城与城镇职工争饭碗等。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已具备加快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城镇化已明确提上日程，20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其它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而浦东的开放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省会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际上都属扩展大城市规模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城镇化，这是又一次对思想对生产力的解放。
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高速的城市化的表现将是：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同时中小城市数量会迅速扩张。目前，我国城市数目太少。有学者计算，日本的城市国土密度为55座／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仅为0。7座／万平方公里。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大约19000个城镇都发展为城市，也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可见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的城市化战略，将为我国的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镇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发挥城市的市场中心功能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城市经济。有学者指出，发生在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滑坡的背后，实际上是上海丧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
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l／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l／6的财政收人和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值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在专家看来，这首先是得益于3O年代上海的〃第二乘数效应〃。30年代经济繁荣期形成的全国最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带来了畸高的工业投资效益。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上海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仅为3．6％，除了几个工业卫星城以外，主要是在市中心插进去近200家工厂，〃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费用极小，由此产生的投人产出高效益，是同期国内工业建设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正是非常规的工业高效益支撑了非常规的上海财政上缴中央比重。据测算，年均上缴额高达上海财政收入的87％。进入80年代，上海除了财政上缴任务居高难下之外，城市〃第二乘数效应〃已经耗尽，出现了基础设施滞后导致投资效益骤减、价格转移效益呈逆反趋势、规模经济效益大面积塌方。（康燕，200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上海，全国都在强调城市是工业基地，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性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等观点，忽视城市的多功能发展，特别是忽视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导致我国众多城市在流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很不完善。城市只是为了组织生产才组织消费，因此我国城市功能优化的重点应是市场中心功能的复位和重建。我们需要对城市进行城市化。这就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在城市生产、贸易、流通、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增长中，提高加工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
城市功能的发展都是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过程，呈叠加性发展趋势。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原来已有的功能得到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功能的集合体。在城市多功能结构中，市场中心功能将随着城市能级的提高，取代制造中心功能而成为核心功能。
目前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少量超大城市处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转型和深刻的调整、创新阶段，产业发展有很多创新点，而其他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我国城市应抓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找准突破口，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只有这样，市场中心功能在城市诸功能中的核心地位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
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专家们提出：一要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7300亿元，人均GDP总值达到5．4万元；二要增强是综合服务功能，成为全国的资本运作中心和资金营运中心；三要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成为国内外适宜发展创业和生活居住的城市；四要增强综合创新能力，构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综合创新体系；五要提高综合管理水平，走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新路；六要提高市民综合素质，接受教育程度、人均期望寿命、外语运用能力等都有提高。
一句话，要提高上海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
四、大变革中为城市创造新机遇
在大变革到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兴地接受变化，迅速地从变化中创造机遇，坚定地前进。不怕走弯路，只怕不走路！不必等待精确地瞄准了目标，只要大方向不错，就坚定地发射，然后通过不断制导，达致目标！
新经济正大刀阔斧地改造着美国的城市格局。硅谷等技术中心城市日益茁壮成长，底特律等老牌工业城市渐失往日光辉。硅谷等之所以能获得比其他美国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其所具备的能满足新经济时代技术人员不同需求的条件。硅谷等的崛起，还在于它们成功地凭借着对大城市的依托，补充了自身文化生活的不足。每当新技术的十字路口，都是城市竞争重新洗牌的时机。辽宁省开原老城，在外国修建中长铁路时，计划通过该城，但由于片面迷信地运，恐铁路破坏地运而造成铁路弯转避开老城，火车站也只好改到大清河南，结果河南形成新城，即现在的开原城。老城近旁新城兴起，老城日渐式微，后悔莫及。河北石家庄市原是正定县的一个小村，1900年仅有800多人。1904年京汉铁路修至正定县时，因怕破坏正定县的风水，将车站南迁到石家庄。此后，石德、石太线在这里与京汉线相交，石家庄一跃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现在已是人口百万以上的河北省省会城市，而正定县仍是一个人口几万的小城。
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就是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百年前它的竞争对手是塔科马。
西雅图于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小型木材加工镇，到1870年，居民为1107人。北太平洋铁路向西铺设时，西雅固领导人为促成铁路铺向该市，主动向该铁路公司提供土地、码头、滨水区等方面特权，以及25万美元的现金作为铺设铁路到该市的条件，不料竟遭拒绝。1873年，该铁路公司把距西雅图以南24英里的微不足道的居民点塔科马定为终点站所在地，以便独享地产业的收益。
面对这种局面，西雅图人并未气馁。他们宣称：〃我们可以自己组建公司，修筑铁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西雅图市民干脆自己动手。1874年5月1日，西雅图市民全体出动，开始修筑铁路，场面极为壮观。1878年4月，该铁路修到沃拉沃拉附近的纽卡斯尔矿区，该地煤田得以迅速开发，为西雅图新生的工业提供了较充足的燃料来源，便利了它的发展。80年代，西雅图的人口由3533人增长到42837人，已成为规模可观的较大城市。有鉴于此，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改初衷，1883年将北太平洋铁路由塔科马延伸到西雅图。1893年，大北铁路公司又将终点站设在西雅图，使它的地立更加巩固，被誉之为〃太平洋沿岸的利物浦〃。
王旭在《美国城市史》中讲述这段故事后，特别提出，西雅图的成功，在于它的市民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西亚图精神〃使它在众多西部新兴城镇中独具魅力。
80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大量的乡镇企业上家电项目的时候，就有许多好心人耽心会不会造成〃重复建设〃，今天，珠江西岸不仅是国内最大的家电基地之一，在全世界也是数得上的制冷工业走廊。〃重复建设〃在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国家计划。可是硅谷是谁计划出来的呢？西雅图是谁计划出来的呢？又有谁在20年前把中国的哪个地区计划成世界家电制造基地呢？所以有人感慨：什么叫〃重复建设〃？在市场中被淘汰的就是〃重复建设〃！
世纪之初人们发现，在广东的深圳和南海，在新经济时代里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社会的信息化，在新一轮变革面前为自己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第二节 在大城市群中借势成长
世界进入城市间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可以表述为世界城市间竞争力转化的历史。今天，全球的城市从国际性城市、全国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有许多小的县城和集镇，无一例外地都处在竞争之中。
加入到一个大城市群的分工协作，就是加入了城市竞争的专业队，加入长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就是加入了国家队！珠江三角洲的市长们都是〃市场中长大的市长〃。市长要识市场的〃水性〃，才能驾好城市之船在竞争中冲浪。
一、瞄准龙头定战略
过去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多是从本地资源入手。今天由于运输半径的变化，资源的位置已经大不同：一个地方的资源，完全可以视作其邻市和邻省的资源。国际市场的资源，完全可以视作中国沿海的资源。那么，今天一个城市的战略依据什么？是这个城市所处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假如这个城市距离上海、北京或是广州100公里，那么沪、京、穗就是它制定战略的首要的依据。找到了龙头，就有了感觉。
城市的活力，在于个性。城市都是经济社会集合体，但在功能上不能是一个模式，特别是同一群体中的各城市，功能上更不能搞相同的〃大而全〃、〃小而全〃。目前，位于各大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小城市、瞄准龙头，做它的〃外加工中心〃、〃后花园〃、〃卫星城〃，就是这种战略。因为，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有发展成为超大城市的可能。城市化的道路是要通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来实现的。其中每一个城市的〃最佳规模〃和〃最优功能〃都是就所处的城市带而言的。
对于众多中国城市来说，城市定位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所处的大城市群为中心，必须跳出城市本身来规划城市，将城市融入所处的大城市群的分工体系。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对所有位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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