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条件-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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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罗马民族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喜欢政治的一个民族，因此在罗马语中，“生存”和“在人群中”、“死亡”和“远离人群”是两组同义词。但是，《创世记》中关于人的行动条件的最初描述却是模糊不清的，因为男女造人的故事和上帝造人（亚当）之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前者造的人是“他们”；而后者造的人是“他”，因而苦苦众生只是日后繁衍的结果。如果人们能够按照同一个模子无限复制，所有人的本性或本质都完全一致，并且和其他事物一样可以预测，那么行动就将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是对普遍的行为准则的无常干预。群体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和另外某一个人一模一样，无论这个人是已故的、活着的还是将要出生的。
以上三种活动及其相应的条件，和人类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密不可分，例如生老病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劳动不仅确保了单个人的生存，而且维持着整个类的生命的延续。工作及其人化成果，使短暂徒劳的生命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延续和永存。而行动，就其对政治体的奠定和维护而言，是在为历史创造进行回忆的条件。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项活动关注和预见着新生命的不断涌现，并为这些初涉人世的陌生人承担提供和维护这个世界的重任，因此它们始终根植于人的诞生之中。其中，行动与人类诞生的条件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人之所以一出生就能体会到与生俱来的在世感受，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是新的能力，即行动的能力。以此为第一步，可以说其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继承了行动，因而也是诞生的基本因素。而且，由于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可以说，人类的诞生（而非死亡）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政治思维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不仅仅是指有生命的人的条件。人总是处在～定条件下的生物，因为任何事物只要与人发生牵连，就会马上成为人生存的一种条件。人的活动创造了种种事物，并进而构成了vita activa所在的这个世界；人们总是在与生俱来的既有条件之外，或是在这些条件之中，再创造出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人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具有和自然环境一样的约束力。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和人的生命发生沾染或形成比较持久的关系，就会产生作为人的某种生存条件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千方百计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的原因。不管是因为自身的认同而被融入这个世界，还是因为人力的作用而被吸纳进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将构成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人所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对其存在的影响就是一种约束力。世界的外在客观性——目的性或物性——与人的条件互相补充；客观事物不可或缺，因为人的存在总是一定条件下的存在，如果这些事物不能构成约束人存在的条件，那么它们只能算是一堆毫无关联的杂物，而非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世界。
要避免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人的条件就是人的本质，与人的条件相应的人的各种活动和能力构建了人的本质。无论是我们在上面讨论过的，还是未经论及的，譬如思考和推理等等，甚至是所能列举的各个方面，都不构成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即都不表明离开了它们，这种存在就不再为人。可以想象的人的条件所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行星体上。这样一个设想并非天方夜谭，它只是意味着人类将不得不在一种人造的、和地球有着天壤之别的环境中生活。到那时，劳动、工作、行动以及我们所讲的思考，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然而，假想中的那些来自地球的旅居者却依然是人；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这些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处于一定约束下的存在，尽管他们的生存环境几乎完全是由他们自身所创造的。
在有关人的本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从个人心理的角度，还是从～般哲学的意义来看，奥古斯丁的Quaestion Fact us。（即《我是否已成为我自己的问题》）都无法作出应有的回答。我们可以认识、决定和界说周遭一切事物（不包括我们）的自然本质，但是绝不可能去认识、决定和界说我们自己——这就像要跳出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样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们也无从确信人和其他事物是具有相同的本性或本质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有什么所谓的本性或本质，那也只能由神去认识和加以界说，而其首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神能够把曾经是“什么”的东西指称为是“谁”。这些困惑的症结之处，在于人类对各种具有“自然”特性的事物的认识方式，包括把对我们人类自身的认识局限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种类，而当面对“我们是谁”的进一步追问时，这种认识方式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因此，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对人的本质进行界说的任何尝试，都毫无例外地以塑造一个神为最终的归宿，而这一个神只不过是映示了人类的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当然，以这些有关神的哲学概念来解释人的能力和品性，是无法否证，甚至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理由来否证．上帝之存在的；但是，对人的本质进行界说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一种“超人”的、因而又是与神相关的观念，这个事实则对“人的本质”这一说法本身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本身、生老病死、现世性、群体性，以及地球——都无法“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些条件并没有完全地约束着我们人类。与人类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等同样关注人的科学不同，只有哲学总是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讲，我们已经证实，甚至是科学地证实了人类并不是必须依赖地球才能存在的生物，尽管我们目前是、将来还是要继续生活于这个地球上的。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就在于其是用真正放眼宇宙的眼光，即是不折不扣地站在超越地球的阿基米德式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审视地球生物的。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一章
人的条件
2。Vita
activa这一称语
vita activa是一个富有传统，甚至是传统性过多的称语。它的历史和我们政治思想的历史一样久远。这一传统远不能概括和代表西方人所有的政治体验，它是从一个特定的历史源头，即从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哲学家与城邦的冲突中发展而来的。作为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的标准译义，vita activa这一称语本身出现于中世纪哲学中奥古斯丁的著作，即为vita
nego－tiosa或actuosa，其当时所表示的意思还是这个词的最初原意：投身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命。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生存的三种方式，对此，人们可以在生存的必要性及其奠定的关系完全独立的状态下自由地加以选择。自由的先决条件规约着所有的主要用于维持个人生命的生存方式——不仅包括那些处于主人统治下、为生活所迫的奴隶的劳动，而且包括自由手工业者的工作和商人的求利生活。简而言之，这一先决条件排除了那些自觉或不自觉、一生或只是一时地失去对自身运动与活动的处置权的人。延留至今的这三种生存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美”的关注，即在于对那些既不必要又不仅仅是有用的事物的关注：从中能够获得美好体味的肉体享乐的生活；投身于杰出着塑造善行的城邦事务的生活；以及哲学家寻求和沉思永恒事物的生活，这些永恒事物的美天长地久，一决不会因为人类的干预而发生，也不会因人类的享用而改变。
在使用vita activa这个词上，亚里士多德与其后中世纪学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仅仅指向人类活动的领域，强调行动和实践，是用于构建和维持vita
activa的。而不管劳动还是工作，都远远不足以达到生存这～自主的、原初人类的生存方式；因为劳动与工作制造和提供的是那些必要的、有用的东西，它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独立于人类需求之外的。政治的生存方式之所以能够摆脱上述判断，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他们认为，城邦生活是一种经自由选择的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决不仅仅是一种为了把人维持在一个有序范式内而必需的行动方式。希腊人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因而对臣民的治理活动就可以构成～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但是专制君主的生存方式，由于它“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是自由的，也不可能与bios
politikOS 有任何的关系。
随着古代城邦的终结——奥古斯丁看来似乎是最后一个至少认识到作为一个市民曾经所具有的意味的人——vita
activa这个称语失去了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指向世上万物的各种活动。但毫无疑问，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劳动和工作已在人类活动的等级中上升到了与投身政治的生存同等的地位。事实恰恰相反：目前，行动也被认为是人类早期生存的必要性之一，因而沉思（即bios
thesrEtikos，被译为vita contemPlativa）成为唯一真正的自由存在的方式。
然而，沉思和各种活动（包括行动在内）相比所具有的极大优越性，在于从一开始就是脱离基督教的。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找到这一优越性，柏拉图对于城郊生活的乌托邦式的重构，不仅完全受哲学家超前洞察力的引导，而且除了要实现哲学家的存在方式这一目的外别无他求。亚里士多德—一列举了存在的许多不同方式，其中追求快乐的生活显得微乎其微，这明显受到了沉思（thesria）的完美化准则的指导。哲学家们把从政治活动（Skhol
巨）中脱出的自由和解脱，与从生存的必要性和受人控制中脱出的古代自由结合了起来，因此可以说，摆脱政治活动的自由，即基督教所宣称的摆脱世事纠缠，和世上一切事务相分离的自由，后于且起源于古代后期的哲学apolitia。以前只为少数人所需要的，现在成了一切人的权利。
vita activa这个称语，概括了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从沉思的绝对静寂观中得出来的，因而更加接近于希腊语hiS
pOlitikOS和askholia（非静寂）中的后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用askholia这个词来标示所有的活动。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静寂与非静寂之间的区别，即外部体力运动后的屏息不动与各种活动之间的区别，就比政治的生存方式与理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更具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最终都能在此三种生存方式中得以发现。这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十分相似：就像战争恰恰是为了和平一样，各种各样的活动，甚至是纯粹思考的过程，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静寂中告终。各种运动，包括身体的或灵魂的、语言的或椎理的运动，都必须在真理之前终止。不管是存在的古老真理，还是现存上帝的基督教真理，真理都只能在人的完全平静中得以彰示。
vita activa这个称语，从传统意义上讲，在整个近代以前都具有一种相对于“非静寂”的，即相对于nec“－otium或a－skho－lia的否定内涵。就这样，它始终与希腊的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实密切相关，即依靠自身存在的事物与依靠人类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或者可以说是physei的事物与nomo的事物之间的区别。人类的产品和物质宇宙相比，在美感和真理性方面，总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后者不受制于任何外来的、人类的或神的干预与辅助，是永恒不变的，这一事实证实了沉思比活动具有更为首要的地位。而只有当人类所有的活动与行动都处在一种完全休息的状态之中时，这一永恒才能为人的肉眼所揭示。在此静寂现的相比之下，vita
activa中的各种区别与环节就不复存在了。以沉思的观点来看，只要必需的静寂受到了干扰，何者干扰的问题就并不重要了。
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看，vita activa这个称语的内涵来自于沉思这个词；前者非常有限的尊严，也是因后者而获得的，因为后者满足着生命体进行沉思的需求。基督教信奉从沉思的快乐中获得来世的幸福，从而对vita
activa施加宗教的贬抑，使之成为一种派生的、第二位的事物；但是对这一序列本身的确定，恰恰与下述有关沉思的发现是一致无二的，即沉思作为人类的一种天赋才能，显然有别于在苏格拉底学派中形成的、并从此统治着整个传统时代的形而上学政治思维的思考与推理。根据眼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似乎还没有必要去探讨形成这一传统的原因。但是很显然，与那些引发城邦和哲学家之间冲突的，并由此也导致发现沉思这一哲学家生存方式的历史理由相比，上述传统的原因是更为深刻的。这些原因必定在于人的条件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人的条件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不会在对vita
activa的大量陈述中消减，甚至可以怀疑，即使思考和推理活动包括在内，它也不会有所消减。
因此，假如说这里我显然是在用vita activa这个称语来否定传统，那么这是因为我并不怀疑这种强调差别的体验的合法性，而怀疑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的等级序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去驳斥，甚至讨论传统的真理概念，以替人澄清，并因此为人提供必要的事物，也并不表明，我对那些认为人只能认识到其之所以为人的现代实用主义断言有所偏爱。我的观点十分简单，即认为传统等级序列中沉思的巨大分量，已经模糊了vita
activa自身内部的各个差别与环节，并且认为，虽然这一状况已芨芨可危，但它并未随着近代与传统的脱节以及马克思和尼采对传统等级序列的最终倒转而发生必要的改变。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恰恰在于众所周知的哲学体系和当前认同价值发生“颠覆”的本质，即在进行所谓“颠覆”的过程中，传统的概念框架多多少少是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在缺乏一个普遍原则的条件下，不可能确立起任何的秩序，因此，现代的转变和传统的等级序列将共存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即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人所普遍关注的中心一如既往。这个假设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我在使用vita
activa这个称语的时候，须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对一切活动的强调关注，不同于、不优于、也不次于对沉思的核心关注。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一章
人的条件
3．永恒与不死
自苏格拉底式学派政治思想的兴起以来，“思想着的人和行动着的人便开始有所分离”，世上从事活动的种种样式和以沉思为顶点的纯粹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