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条件-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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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对技艺者而言也难免成为自我矛盾的〃目的本身〃。
走出所有严格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无意义之困境的唯一方法在于，将使用事物排斥出客体世界而求助于使用自身的主体性。只有在一个严格地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中（在此，使用者即人自身，成为永无休止的目的手段链的最终目的），实用才能获得与意义一样的尊严。然而悲剧在于，技艺者似乎一旦大功告成，就开始贬低这一成就，贬低目的和他自己的思想和手工活动的最终产品；如果人这个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不仅自然界这个几乎被技艺者视为对工作〃无价值的材料〃，而且〃有价值的〃东西自身也仅成了一种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
技艺者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其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自身就是目的。尽管我们在康德之前就已发现（例如，洛克坚持认为任何人都不可以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或者使用他的身体力量）某种对命定结果的认识，而按照目的和手段的方法，这种认识必然在政治领域中导致一种不受阻碍的、不受指导的思考，但是，只有在康德那里，摩登时代早期的哲学才将自身从常识性的陈词滥调（我们总是从中可以发现技艺者制定社会准则的地方）中彻底解脱出来。当然，原因在于康德没有将他时代的功利主义原则公式化或概念化，相反，他首先打算把手段一目的范畴界定到恰当的位置上，并阻止在政治行动领域中使用这一范畴。然而，不能否认康德公式的功利主义渊源，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充满矛盾的对于人类对〃不用于使用的东西〃即艺术作品的态度的解释也具有功利主义渊源，他说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不带任何利益的快乐〃。因为，使人成为终极目的的相同行为允许他〃（如果他能够的话）使整个自然从属于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将自然和整个世界贬损到仅为一种手段，剥夺其独立的尊严。甚至康德也不能解决这个困惑，或者在不求助于自相矛盾的〃目的本身〃的情况下为技艺者阐明关于意义的问题，而且这个困惑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当只有制作及其工具性能够建造一个世界时，这同一世界才如同其所使用的材料（它仅是更深目的之手段）一样变得毫无价值，如果决定其形成的标准被允许在这个世界建立后仍然统治它的话。
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致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它们明显地不依赖人类的帮助而得以形成，其存在不受人类世界的约束储丧失了其〃价值，因为「它们］没有展现出源于工作的对象化〃。国正是出于技艺者对待世界的态度这一理由，希腊人在其古典时期声称整个艺术和工艺的领域（在那里为了生产其他东西而非出于自卑的缘故，人们运用工具进行工作并且做某种事情）为banausic，这一词的最佳翻译是〃市侩〃，它意味着思想上的鄙俗性和行为上的功利性。如果我们意识到希腊雕塑和建筑的大师们无例外在〃市侩〃之列时，这种蔑视必然使我们感到惊愕不已。
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具性，即那种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而是在于制作经验的普遍化，在这样的普遍化中，可以把有用性和实用性确立为生活和人类世界的最终标准。由于手段和目的体验一如它显现于制作过程中的那样，不会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反而会延伸至其终极的目标，这种目标作为使用的客体而出现，所以这种普遍化就内在于技艺者的活动之中。对于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对于一切给予事物的无限贬损以及变得毫无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目的都被转变为一种手段，而只有通过将人类自身塑造成世界万物的上帝和主人才有可能停止这一过程），所有这些绝不会直接来自制作过程；因为从制作的观点来看，最终的产品自身就是目的，就是一种具有自身经历的独立而持久的实体，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人就是目的自身那样。只有就制作主要是制作使用对象而言，完成的产品才再次成为一种手段，也只有就生命过程控制所有事物并且为自身的目的而使用它们而言，制作所具有的生产的和有限的工具性才能变成现存一切事物的无限的工具化。
显而易见，希腊人天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人类是最高级的生物，而且其他一切事物都从属于人类生活之所需（亚里士多德）惧怕这种世界和自然的贬值，其惧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蔑视所有首尾一致的功利主义具有的十足的鄙俗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在技艺者身上看到的最高人类可能性的后果，这一点也许可以最佳体现在柏拉图反对普罗太戈拉的著名观点以及柏拉图所持的不言自喻的论点，即〃人是所有有用东西的尺度，它是那些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那些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国（普罗太戈拉显然从未说过〃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但传统上和标准的翻译中却已经使他这样讲。）问题的关键在于，柏拉图立即意识到如果使人类成为所有使用事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是使用者和工具化者，而不是与世界相关的演讲者、行动者及思想者。既然将一切事物视为手段和目的根植于人类这个使用者和工具者的本性如把所有的树看作潜在的木材这一定最终意味着人类不仅成为那些依赖他而存在的事物的尺度，而且简直成为一切存在事物的标准。
在这一柏拉图式的解释中，普罗太戈拉事实上听起来更像康德最早的先驱，因为如果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是置身于手段一目的关系之外的唯一的东西，即唯一将其他一切事物作为手段的目的自身。柏拉图十分清楚，制造使用对象和将所有自然事物视为潜在的使用对象的可能性，如同人类的天资、欲望一样都是没有极限的。如果允许技艺者统治最终的世界的标准同他们必须统治这个形成中的世界的标准相一致，那么技艺者最终将任意使用一切东西并且认为对他而言世界上存在的万物仅是一种手段而已。人将评判万物，就仿佛万物属于使用对象之列，这样根据柏拉图自己的例子，风不再以其自身的状况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力量，而被认为是同人类的温暖、休息等需要紧密相连的当然，这意味着风作为一种客观给予的东西已经从人类的经验之中被剔除了出去。正是因为这些结果，柏拉图晚年之时在其《法律篇冲再次回忆起普罗太戈拉的论述，他以一个几乎自相矛盾的公式进行辩解：不是人人因其天资和欲望希望使用任何东西，因而以剥夺所有东西的内在价值而告终而是〃上帝才是有用东西的尺度〃。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四章 工作
22．交易市场
马克思曾经提到（这是许多证明他卓越的历史意识的旁白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人作为工具制造者的定义具有〃Yankeedom〃的特征，即现代的特征，正如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是针对古代而言的一样。国这种评论的真实性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中：即当今的时代企图将政治的人（即行动和说话的人）从公众领域驱逐出去，一如古代企图驱逐技艺者那样。这两个实例中的驱逐，与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19世纪解放之前的被排斥一样，都是木应当的。摩登时代当然完全认识到政治领域并非总是也不必成为纯粹的一种〃社会〃功能，注定要通过政府管理来保护人性中生产的社会的一面；然而，它把实施法律和秩序以外的每件事都当作了〃闲谈〃和〃虚荣〃。人的能力（摩登时代将其宣称的自然天生的社会生产力建立在这一人的能力之上），毫无疑问是技艺者的生产力。相反，古代则完全清楚在许多类型的人类共同体中，既不是城邦公民，也不是共和国本身在确立和决定公众领域的事务，但在这些领域，普通人的公共生活被局限于〃为人民而工作〃。换言之，局限于demiourgos，即为人民工作的人，它与oiketes不同，oiketes指家庭的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奴隶。题这些非政治共同体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公共场所不是公民聚会的场所，而是工匠们展示和交换其产品的集市。此外，在希腊，正是所有潜在不断受挫的野心才阻碍了公民关注公共事务，阻碍了公民在不生产的agoreuein和politeuesthai中消磨时间，并将公共场所变成如同东方专制国家中的集市那样的一群商店。这些集市以及稍后中世纪城市的贸易工艺区所具有的特征在于，在展示出售货物的同时，也展示货物的生产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改变Veblen的用语的话，正如〃抢眼的生产〃是生产者社会的特性一样，〃枪眼的消费〃是劳动者社会的特征。
动物化劳动者的社会生活是无界域的和游牧民式的，因此它们无法构建或者居住在一个公共的世间的领域内。然而，技艺者与动物化劳动者不同，他完全能够拥有一个属于其自身的公共领域，尽管严格地讲它可能不是一个政治领域。技艺者的公共领域是交易市场，他能够在此展示其手工产品并赢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展示技能的意愿，不但与〃交换、易货和以物换物的倾向〃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同样植根于这一倾向之中，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一倾向将人从动物中区别开来。而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的建造者和物品的生产者，技艺者只需通过将其产品与他人的产品进行交换，就能够找到他与别人之间的恰当关系，因为这些产品本身总是在隔绝的状态下生产的。在摩登时代早期，隐私被视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最高权利，它实际上是隔绝的保证，而没有这种隔绝，任何作品都无法产生。不是中世纪的集市（在此，相互隔绝的工匠向公众展露其产品）上的旁观者与观众，而是社会领域的出现才威胁了工人的〃壮观的隔绝〃，在这个社会领域里，其他人并不满足于注视、评判与钦佩，而是希望被允许加入工匠的行列，并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到工作过程之中，并且最终使〃能力〃与〃优秀〃的观念遭到损伤。对于每一个具有师傅身份的人来讲，这种与他人的隔绝是必要的生活条件，它指独自沉浸于〃理念〃，即关于事物的精神意象之中。这种师傅身份也与政治统治的形式不同，它主要统驭事物与材料而非人民。事实上，后者对于技艺活动是次要的，并且〃工人〃和〃师傅〃两词最初是被同义使用的。
唯一直接伴随技艺而生的，是出于师傅对助手的需要，或者出于师傅欲以其手艺教育别人的渴望。但是，他的技术与不熟练的帮助之间的区别仅是暂时性的，就如同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区别一样。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团队工作更加相异于技艺，或者对技艺更具破坏性了。团队工作实际上仅是不同种类的劳动分工，并且它预先假设了〃将操作分解为构成它们的简单动作。〃因团队是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进行所有生产的多头主体，它与构成整体之部分具有同样的内在统一性。对团队的组成人员进行隔绝的每一企图，都将对生产本身产生致命的危险。但是，在积极从事生产时，师傅与工匠并不仅仅缺乏这种统一性；而且，那些将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政治形式，诸如在音乐会上表演，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交谈，也都完全超出了他的生产能力的范围。只有当他停下工作并且其产品已经完成，他才能够从其隔绝状态中安然走出。
在历史上，最后的公共领域，最后的至少与技艺者的活动有联系的聚会的地方，是展示其产品的交易市场。商业社会即摩登时代早期阶段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开端的特征，产生于〃抢眼的生产〃。随着普遍地对买卖与以货易货可能性的渴望。随着劳动者与劳动社会的兴起，抢眼的生产及其荣耀被〃抢眼的消费〃及其伴生物空虚所取代，于是商业社会也就宣告结束。
正如马克思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确切地说，在交易市场上聚集的人们不再是制造者本人，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所有者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产品交易已成为主要的公众活动的社会，即使是劳动者也成为了所有者，即〃他们劳动力的所有者〃，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金钱或者商品的所有者〃。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著名的自我异化的观点，即人堕落成为商品才得以成立，而且这种堕落是生产社会中劳动状况的特征，这个生产社会不是把人作为人，而是作为以其产品质量为衡量标准的生产者来加以评判。相反，劳动社会则是根据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功能评判人；尽管在技艺者看来，劳动力是产生必需的更高目的（即或是使用对象，或是交换对象）的唯一手段，但是，劳动社会却把它为机器保留的同样更高的价值赋予了劳动力。换句话说，这一社会只是看上去更〃人道〃，虽然下面的看法是真实的：即在劳动社会的条件下，人类劳动的价格提高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比起任何自然给予的材料或者物质，它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更具有价值；事实上，它只是预示着一些甚至更〃有价值〃的东西，即机器的更平稳地运作，它的巨大的加工能力首先把所有的东西标准化，然后再降低消费品的价格。
商业社会，或者具有一种激烈竞争和不懈追求精神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仍然由技艺者的标准加以统治。当技艺者走出其隔绝状态时，他便以商人与贸易者的身份出现，并凭借此种能力建立了交易市场。当然，这个交易市场必须先于产业阶级崛起而存在，到了那时，这个产业阶级就专门为市场而生产，即生产交换物品而非使用物品。从封闭的技艺到为交换性市场而制造，在这个过程中，制成的最终产品部分地（而非完全）改变了产品的质量。单独决定事物能否作为事物而存在、能否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实体在世界上久存的持存性仍然是最高的标准，虽然这种持存性使事物不再适于使用，而适于为了未来交换而〃预先存储〃。
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现行区别中反映出来的质的变化，借此后者与前者相互联系，如同商人、贸易者与建造者、制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就技艺者制造使用物品而言，他不仅在隔绝的状态下私自生产它们，而且也同样是为了私自的使用。然而，当使用物品成为交换市场上的商品时，它们就超出了私人领域而呈现于公共领域。价值，作为〃人类的观念中一种东西的占有与另一种东西的占有之间的相互比例的想法〃，〃总是意味着体现在交换中的价值〃。国这一点经常被提及，但很不幸又同样经常地被遗忘。因为，只有在任何东西都能与其他东西进行相互交换的交易市场上，所有的东西才具有了价值，无论它们是劳动或者工作的产品，还是物质生活、生活的方便或者精神生活所需的消费品或使用物品。这种价值唯独存在于公众领域的尊重之中，在这里，东西作为商品而出现，赋予一种东西以这种价值的不是劳动、工作、资本、利润、材料，在那里，它才得到尊重，获得需要，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