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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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不回家了，在办公室练练毛笔字。正赶上张作霖来，张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就把实话说了，张问他为什么练字，他说这里很多的东西都要给大帅以及其它官员看，字写的不好，上司就不会满意的。张作霖听完连说“好小子”，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张作霖问秘书长，说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写字很好的小伙子？秘书长当时就蒙了，说回去查一查，没查到。张作霖就把那天的事说了，这样，才找到这个姓赵的人，张作霖说要见一见这个人，把姓赵的小伙子吓坏了，他不知道那天见面的竟然是督军大人，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浑身不自在起来，张作霖当着秘书长的面就说：“这小子是好小子，给他安排个好缺分。”督军说话，秘书长当然照办，这个姓赵的后来一直做到黑龙江税务局局长，这是一个肥缺。后来张作霖还经常拿他做例子教育手下的官员，因而，这个姓赵的一直官运亨通，肥得流油。
张作霖订下了很多规矩，谁不按照要求做，张元帅就会大怒，大发脾气。有一次，张作霖带着随从打猎回来晚了，大约晚上11点多，按照他订的规矩城门已经禁止开了，张作霖的随从到城门口叫城上的人开门，说是大帅回城了，城上的一个值班的军官是新来的，做事认真，刚来的也不知深浅，只知道按规矩办事。当时就告诉城下的人：“大帅有令，夜间禁止开门，违令者杀。”城下的人说：“现在是大帅回来了，打猎回来得晚了，你先开门，大帅在这里呢。”那个姓李的军官，根本听不进去，还甩下一句狠话：“就是大帅亲自叫门，我也不开！”张作霖听了副官的禀报就只好在城外过夜了。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处长于芷山就把这个姓李的军官带到张作霖的办公室，这下，姓李的军官知道闯了大祸，他估计没开城门惹怒了大帅，刚一见到张作霖就跪下连说：“大帅饶命。”张作霖一反常态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还让人给他倒了杯茶。张作霖说：“你小子不赖！能把我的命令记得这么牢，好样的，像你这样把城门，一个坏人也进不来！我和于处长说这样的好小子，咱可不能委屈了！这样，你当监狱长吧，替大帅我看管犯人去！”这个姓李的军官一听忙说：“大帅不计较，小的就已经很感激了，怎么敢去当监狱长？小的不是那块料啊！”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着说：“老子能当大帅，你小子就能当监狱长，老子说你能当就能当。”左右都听出张作霖这话有点“失言”，但是谁也不敢纠正。于是，姓李的军官被派到奉天陆军第一模范监狱任副典狱长，一直做到奉天警务处处长。
张作霖名声大噪，成为奉系军阀首领以“奉张”称雄于北方叱咤在民初的政治舞台。穷苦出身的张作霖最不愿意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在袁世凯任总统时他是海陆军奉天大元帅，他身边的军官大多是名校毕业，随便谁拿出的文凭学历都叫得响，只有他是土匪出身。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宴会，一些军官便以文凭、学历来戏谑他。当时的临时政府国务卿徐世昌首先对参谋总长段祺瑞说：“卑职是光绪进士，段老弟你呢？”段祺瑞回答道：“卑职与曹锟老弟同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直隶都督兼总统府军事处长冯国璋接着自我介绍道：“卑职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还有一些军官也介绍了各自的高等文凭。这时只有张作霖不吭声。轮到张作霖讲话了，面对众人奚落嘲讽的目光，张作霖暗自生气，可又没法开口说自己没文赁，土匪出身。这时张作霖看到了桌子上的酒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只见他抓起一个玻璃酒杯，猛地向空中抛去，“噌”地拔出腰中手枪，“砰”地一声，那被抛在空中还没有坠地的酒杯就被打个粉碎，声音脆响，玻璃四溅。全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不知所措。张作霖摸摸脑袋，哈哈大笑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经过这一事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嘲笑张作霖的出身了。
其实与当土匪的短暂时间相比，张作霖当官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说起张作霖的丑事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乱党”之举，本来他在远离省城的奉天前路巡防营作统领，听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赶至奉天城镇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为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在镇压中残忍杀害的包括李大钊在内二十之多个革命党人。
“睡卧美人腕，醒掌天下权”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加回国省亲时，曾要张作霖题字留念，张作霖要本庄繁次日来取，后送这一幅联。这个“胡子”出身的没什么文化的军阀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眼光。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来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小时候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他教私塾。有一天，正在教学生读书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地听他讲课，表情很严肃也很认真。杨景镇很好奇就把那个小孩叫进来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想念书上学，可是家穷，上不起学，就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让小孩读书识字是件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供给张作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在杨景镇的私塾里，张作霖学到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时情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就曾跟杨景镇读书。张作霖总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也十分贴切。他只跟着杨景镇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都没有广泛读书的机会，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流传的说书演义。
就在张作霖大权在握之时，正是张学良成长之日。张作霖有一点很值得肯定，就是他很尊敬文人。因此，他把他的儿子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将军，张作霖自己没有文化，重视枪杆子忽视笔杆子，因为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权力要求他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张作霖教育张学良“不要当败家子儿”。
张学良从六七岁开始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读书识字。张学良的大姐首芳谈到张学良的童年时，概括成八个字：聪明、活泼、大胆、顽皮。总是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为了教育张学良，张作霖特意把他的恩师接到家塾教育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总是调皮捣蛋，背书的时候偷翻书本，老师不允许他看，他还顶嘴说：“书是我的，我怎么不可以看？”
有时张学良看到别人穿了新衣服，就故意弄脏别人的衣服，然后鼓掌大笑。甚至把他的老师绑在凳子上，然后出去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老师就在凳子上饿着，直到张作霖回来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小顽皮。
张作霖虽然疼爱他的儿子，但是也不一味溺爱，他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辛，从不浪费粮食，家里的孩子都知道父亲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所以谁都不敢浪费。幼年的张学良总是挑食，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张作霖特意点了自己从前最爱吃的高粱饭，但是张学良不喜欢吃，吃得很少。张作霖破口大骂张学良不知天高地厚，是“败家子儿”。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班。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根本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重任”。出乎这个特务头子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壁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