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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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御前会议，君臣会晤，气氛相当和谐，似乎显示宫中一切风平浪静。只不过这仅是一个假象。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他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接着对身旁的皇长子说：“哥儿说一说。”皇长子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向大臣们问起“寿宫”之事，显然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到的“寿宫”是指先帝（明神宗）的安葬事宜，便回答：皇考的陵寝工程正在进行。他马上纠正道：“是朕寿宫。”方从哲等人马上劝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他仍再三强调此事要紧，神情黯然。大臣们听得伤心，纷纷哽咽起来，不敢仰视。
正在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耳语一番，皇长子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穿红衣的妇人把皇长子从皇上的御榻前拉走。少顷，皇长子被人从屏风后面推了出来。面色大变，愤愤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尚书孙如游机警地察觉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既不便拒绝，也不便完全答应，于是来个折中－－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对皇上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立即起草册封仪注（按：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也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便漫声应答：起草仪注来！
片刻沉寂后，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阁臣刘一璟对在场的大臣们说，他家乡有两人服用此药，一损一益，损益参半，并非万全之药。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敢明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看的出来，他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毕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厚望，丝毫没有怀疑会出什么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让皇上服用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文秉《先拨志始》如此概括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言简意赅，却抓住了所谓红丸案的要害。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又有何相干？这当然是人们从他在处理此案的态度上推论出来的。当王安舜弹劾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为“驰驿回籍”。简直轻描淡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时，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
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幸亏内阁次辅韩［火廣］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火廣］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八章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