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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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谈体会。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是实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一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他说：“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按：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这并非自谦的客套话，而是真情的流露。　

　　以这种心情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订院规，其中有一条，力戒鄙、僻、贼、浮、妄等坏习气：“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暖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也就是说，不得评论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这种主张，为后继者吴觐华所继承，并进一步具体化：“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这一条被列为“今日第一时宜”。还有一条是“今日第一禁戒”－－东林讲会既然是“布衣聚会”，没有任何压力，因此在讲求学问时，不得有“蝇营之听”：“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啐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的标榜，不仅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清代人编写《明史》时，对此已经不甚了了，胡乱说些“（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类，近人不加细察，人云亦云，误导了后世学人，以致把它误解为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0．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三　顾宪成与李三才：悲剧的结局

　　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态，在东林书院潜心于学问，不再过问政治。但是政治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恰恰来自他的挚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一些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选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阁员人选。当时官僚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外僚当然不受某些阁部大僚的欢迎。内阁权臣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无所不用其极地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锐：“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一下子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

　　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江湖”，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叶向高、孙丕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遥执朝政”。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结党”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方有旋转之望”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钦佩李三才每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虽然他的言论必然会遭来麻烦，但他坦然得很，“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的说：“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为此深深悔恨；又说：“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便是徐兆魁之流，他无中生有地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以至于此。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　

　　顾宪成之死，触发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芍之。”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整得狼狈不堪，落得个“调闲散用”的处分。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污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唐之极。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现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对东林书院近的迫害变本加厉。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诨号，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相当于梁山泊的晁盖，其全称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开列了108人物的黑名单，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都网罗在内，一一予以镇压，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天启五年（1625年），由政府出面，捣毁了东林书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毁于政权的暴力，令人唏嘘不已。　

第十章　“大刀手”杨琏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者，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者，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身上弥漫了乡愿气息，官场风气由此腐败不堪。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乡愿如仇雠。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亮色。　

　　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户科给事中，转兵科给事中，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泰昌、天启两朝以敢于直言极谏，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在泰昌、天启两朝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把个人功名利禄与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挺身站在风口浪尖，力挽狂澜。他的最为彪炳于史册的事迹，是上疏弹劾权势显赫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结果遭到杀身之祸，并且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排在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等人之后，给他的名目是：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在他后面的是：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题目中“大刀手”三字的出典就在于此，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似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列位看官千万别误会，以为杨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入伙。　

　　杨涟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多事之秋。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立即围绕这位新皇帝即明光宗而展开。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郑贵妃。她一向仰赖明神宗的宠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地位，处处打击排挤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为当朝皇帝，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抓住朱常洛沉迷女色的弱点，送给他八名美女，每晚都是“一生二旦”，“连幸数人”，身体立时垮了。接下来郑贵妃又指使原先自己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今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通利药－－大黄，使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身体趋于衰竭状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兵科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倡言于朝，要郑贵妃移宫－－目的在于不让郑贵妃继续控制宫中事务。此后杨涟又呈上一份奏疏，题为《圣躬违和之由疏》，探究皇上得病的缘由，要皇上把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矛头直指郑贵妃。郑贵妃迫于强大的外廷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不久，朱常洛下令把崔文升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红丸案”。八月二十四日杨涟上疏奏论崔文升用药之误，表示“臣不愿与此贼医俱生”。这一事件还来不及处理，又出了李可灼进奉“红丸”的事件，其中肯定有阴谋。内阁首辅方从哲向皇帝介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病情危急的朱常洛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召李可灼进宫诊视。谁也不曾料到，朱常洛在连服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九月初一日五更，因病情加剧，突然死亡。联系到皇上登极一月来的种种遭遇，人们对杨涟所说已深信不疑。文秉《皇明通纪集要》如此概括外廷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一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渐不可解。”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中，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