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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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渐不可解。”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中，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看到郑贵妃利用明神宗生前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光呈帝的命运。朱常洛终于未能摆脱儿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继“红丸案”之后的“移宫案”，牵涉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的继位与权力交接问题。原来朱常洛生前的元太子妃郭氏死于万历四十一年，此后并未再册封太子妃，只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西李）请封皇后，李选侍（西李）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也有这种考虑，不过得让李选侍（西李）先封为皇贵妃。但是不久明光宗（常洛）驾崩，李选侍（西李）册封皇贵妃落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由于缺乏合法性身份，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这个女人也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李选侍（西李）与郑贵妃密谋，把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慈庆宫，企图达到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的目的，然后垂帘听政。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把这一密谋写成揭帖，告知外廷大臣，揭发李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外廷大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皇长子托付给李选侍（西李），杨涟奋起反对，认为万不可，他以先帝（即明光宗）为例，四十岁成为皇帝，尚且摆脱不了郑贵妃之流的毒手，伺况年少的“今上”？一旦落入李、郑之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许多大臣表示赞同。
九月初一日，大臣们在内阁首辅方从哲率领下进宫哭临，并晋见皇长子。这时皇长子朱由校已被李选侍安置在乾清宫暖阁，王安把朱由校扶持出暖阁，众大臣一见，立即叩头，连呼万岁，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等大臣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才赶到。在众大臣的拥护下，来到文华殿，请皇长子朱由校进位，接受五拜三叩头礼，并且请求他即日即位，朱由校答应初六日即位。然后，朱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
九月初二日，大臣们联名上疏，请李选侍（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上疏力请移宫，理由是很充分的：对于“今上”而言，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居正宫，而即将即位的皇长子却偏居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如果不及时解决，恐怕“武氏之祸将见于今”。李选侍见左光斗把她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内侍宣召左光斗，都被左光斗严词拒绝。李选侍企图邀朱由校到乾清宫议处左光斗，杨涟严词警告内侍：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随意召见！鉴于李选侍迟迟不肯移宫，杨涟愤然上疏指责李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并且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反复宣传他的观点。有的太监为李选侍求情，杨涟断然拒绝：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至死不去。刘一璟、周嘉谟等大臣在一旁支持杨涟，声色俱厉。九月初五日，杨涟奏请传敕李选侍立即移宫，态度坚决地扬言：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丝毫没有商量余地。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终于在九月五日仓促移宫，她自己手抱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岁鸾宫（宫妃养老处）。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小角色－－日后不可一世的太监李进忠，在移宫事件中表现恶劣，遭到人们的谴责，对他的人品表示怀疑。例如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璟等上奏说：内官李进忠等辗转相攀，株连无已。御史左光斗等则希望皇上将李进忠等“止法”。明熹宗本人在回顾移宫事件始末时，对李进忠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厌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年之后，明熹宗居然对李进忠信任有加，并为他赐名“魏忠贤”，放手让他专擅朝政，令人感慨系之。
以杨涟的政治态度与为人秉性，和魏忠贤正面较量，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写了一本《劾魏忠贤疏》，用辛辣的语言揭露这个以“九千九百岁”自诩的太监头目的无耻嘴脸和卑劣行径。他在奏疏开头就以口诛笔伐的声势，指斥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开门见山地把弹劾魏忠贤的政治目的和盘托出－－毫无私利或门户之见地为国除奸。为此，他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其中每一条都足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而且死有余辜。比如第一条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它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半夜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再如第五条指出：“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而第九条与第十条揭露，魏忠贤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的皇长子，又对怀孕的裕妃“矫旨勒令自尽”，故意造成明熹宗无嗣绝后。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株连九族的。杨涟在奏疏的最后说：“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在当时魏忠贤勾结客氏专擅朝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讲出这样尖锐的言辞，是要冒杀身之祸的。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大臣的斗志，掀起巨大的倒魏浪潮，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魏忠贤。色厉内荏地魏忠贤不得不表态，向皇上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魏忠贤的亲信内阁辅臣魏广微代皇帝拟了一道温旨予以挽留。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这份奏疏，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甚至京“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但是，魏忠贤控制了明熹宗，也控制了整个朝廷，疯狂反扑，迫使主张“调停弥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倒魏干将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先后被罢官，陈于庭、杨涟、左光斗等被革职，内阁部院几乎全部落入魏忠贤及其亲信控制之下。至此，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杨涟首当其冲。
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借口“追赃”，对杨涟进行严刑逼供。每隔五天就用酷刑拷问一次，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仍坚贞不屈。许显纯竟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得杨涟依然不屈不挠。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得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日一回奏。许显纯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杨涟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的严厉谴责。许显纯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夜里，许显纯索性用大铁钉钉入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血书，其绝笔写道：“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人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人们今日才能一睹真容。
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表露了他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今日读来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竟然死得如此之惨，让人感叹不已。
明末清初吴应箕为杨涟所写的传记，笔底带有感情：“……，（杨涟）疏草传诵天下，时甲子六月事也。逆挡功齿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杀涟而无名。自外廷与内构，而涟始削籍矣……乙丑四月，五虎梁梦环参奏汪文言及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皆缇骑逮治，后先拷死。时贾继春继起用，即追论涟移宫通王安犯上，罪当死。难以坐赃，于是借封疆一案，谓涟等受熊廷弼银鬻狱，诬坐赃二万两，竟以此杀涟。涟立朝廉直，天下所知。当被逮，郡邑震惊，集众至数万，欲禁官旗夺涟，涟叩头乞父老得解散。村市设醮祈生还者数百处。比就道，士民乞送者万计，下至老妪菜佣瞽蹩乞儿，各争持一钱为赠，官旗皆感泣……涟下镇抚（司），许显纯以锻炼赃银，痛加掠治。涟人叱显纯：‘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奏疏，广宁陷后，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辞一死之语，熊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汝昧心杀人，狗猪不食其余。’显纯大怒，将头而乱扑，齿颊尽脱，涟骂不绝口，仍加铁钉贯胸，立刻死……死七日，始得领埋，时盛夏尸烂，仅存残骨一具而已。”
崇祯元年，明思宗清查阉党逆案，并且对遭到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宣布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的诬陷，官复原职，给还诰敕。杨涟之子杨子易向皇帝呈上父亲临死前所写的绝笔与血书。明思宗为杨涟追赠官衔与谥号：“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
杨涟可以瞑目了。然而人们的思索仍然难以停息，如此刚直不阿的忠烈之士，为什么生前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死得令人惨不忍睹？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以后还屡屡出现？杨涟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呜呼！
第十一章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尔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便是其荦荦大者。明代也不例外，官僚们拉帮结派，互相攻讦，门户主争充斥于政坛。到了万历时代，愈演愈烈，围绕权与利的争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出现了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为奇，何以清一色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后来焦点集中到了浙党与东林，夏允彝《幸存录》在论及“门户大略”时，如此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顾）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蒋平阶《东林始末》也有类似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魁首的官僚帮派，是毫无疑问的。东林则是革职官僚顾宪成与高攀龙建立的民间教育团体－－东林书院，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何以一定要把东林作为万历三十年代以来浙党的一个对立面？
然而不少人还是不由自土地被卷进东林与浙党的党争漩涡。那些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悲剧就在于此。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之风，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受到当权者
以党争为借口的整肃，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不公正的。
郑氏父子所代表的郑氏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朝廷旌表“义门郑氏”的用意在于，提倡以肃睦治家的“孝义之门”，家庭中凛如公府，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的社会理想境界。“义门郑氏”其中的一支从浦江县迁往常州府武进县，成为郑振先郑郧父子家族，后人在谈到郑振先郑鄤的籍贯时，都说他们是常州武进人，而不知其祖籍是金华浦江，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义门郑氏”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制订严格的家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以孝义为民，以清正为官，郑振先郑郧父子在家训的熏陶下，以这种道德规范待人处世，进入官场亦复如此，与上下左右显得格格不入。
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工部营缮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仪制司任职。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上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矛头直指掌握朝廷人权的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纷起抨击，锋－芒最为尖锐的就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把朱赓、李廷机斥责为“古今第一权女奸”，比以往历史上的奸相更为阴险更善于掩饰：“以避权而擅权，以擅仅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把政坛最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之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
朱赓对于郑振先指责他十二大罪非常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万历皇帝还是为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将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万历三十九年，当权者义借“辛亥京察”之机，把郑振先革职，使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无所事事地在家乡闲居至死）。
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人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好事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趋于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向浙党的进攻。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