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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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而炮制的，他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和“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分子，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分子。另一个把柄则是，当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称赞郑振先这一奏疏是对当权者的“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他们的逻辑是，顾宪成是与李三才齐名的东林魁首（由于他在万历四十年去世，王绍徽无法把他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之中），既然得到东林魁首称赞，肯定是东林分子无疑。
其实大谬而不然。即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说郑振先接近于东林，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昆党。他是被称为昆党头面人物左春坊左渝德顾天埈的挚友，不仅政见相同，而且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郑振先在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磋商。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这样说：“毗陵太初郑公（按：指郑振先）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按：指沈一贯）也，及四明既去，山阴（按：指朱赓）继之复然。太初（按：郑振先字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如此知根知底，如此慷慨陈辞，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所以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时，顾天埈一面声辩，一面毫不掩饰他们两人的密切关系：“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振先者欲阴构之，臣与振先同乡有交，并构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郑振先与顾天埈二位一体的关系于此呼之欲出。
无怪乎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和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作为顾天埈的同志来看待。按照以往传统的观点，顾天埈的昆党是以东林的反对派而著称的。这其实是后来的结局，起先并非如此。城井隆志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发前人所未发，以大量事实表明，顾天埈的昆党并不是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的。给人启示多多，其中之一就是，万历朝的所谓党争，大多围绕政府权力争夺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并非一成不变。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亦即王绍徽《东三林点将录》的第二号人物也认为，郑振先抨击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党争”的人，不啻一帖清醒剂。
大启二年，郑振先之子郑鄤进士及第，同科状元则是他的好友文震孟。这两位少年才子初登政坛，立即展示出锋芒毕露的风采。当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呈进《勤政讲学疏》，批评天启皇帝不“勤政”，上朝有如应付官样文章，“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前朝廷颁布禁止讲学的文告，实际上企图重演南宋当权者诬陷朱熹“伪学逆党”的一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帝，实际上是在抨击魏忠贤擅权。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利用天启皇帝醉心于泥水木匠等雕虫小技而不理朝政之机，专擅朝政，每当上朝之时，魏忠贤站在皇帝身后，颇有僭越嫌疑地接受人臣对皇帝的跪拜，而且对帝耳提面命，天启皇帝鹦鹉学舌般回答大臣的请示。因此文震孟要说皇帝上朝“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魏忠贤当然不能容忍有人对他的擅权有所非议，抓住文震盂奏疏中“第如傀儡登场”一句，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激起皇帝的不满情绪，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明显出于魏忠贤之手，舆论哗然。
与文震孟同科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呈进《谏留中疏》，从大臣奏疏屡屡留中不发谈起，抨击魏忠贤的擅权。他说，大臣的奏疏不经皇上御览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这“壅遏不通”为奸臣提供了“窃弄之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罪遭到降职处分，从中央放逐外地，郑鄤拒绝赴外任，愤然回归故乡常州武进。当时的内阁首辅门叶向高极力挽回，向皇帝上疏为文震孟与郑鄤开脱，说这是“书生泥古之过”，郑鄤这位三吴名士，与文震孟同时罢去，非常可惜。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元年，崇祯皇帝大刀阔斧地清查阉党逆案，昔日遭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起用，郑鄤也以翰林院庶士原官赴京履任。不久，因父亲郑振先病故，辞官回乡丁忧守制，继而母亲吴太夫人病故，继续丁忧守制，直到崇祯八年才重回官场。郑鄤退居林下之时，内阁中周延儒与温体仁互相倾轧，引起言官非议，郑鄤在公开场合倡言：周决不可用，而温实可人用，言官不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与郑鄤同出于前阁臣钱龙锡门下的钱士升对这种说法十分欣赏，为讨好温体仁，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郑鄤。
当时，文震孟已经进入内阁，处处受到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排挤，因此他劝郑鄤不要来京。郑郧以为有阁臣钱士升推荐，内阁首辅温体仁提携，仕途一定有如坦途，欣欣然赴京履任。殊不知他的族舅前任阁臣吴宗达早已在温体仁面前百般诋毁，使温体仁心存芥蒂，他的仕途凶多吉少。据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九“郑谦止始末”记载，郑鄤初次拜谒温体仁时，两人之间的一场交谈，已经伏下郑鄤日后悲剧性下场的伏笔：
温体仁试探性地提问：“南方清议如何？”
郑鄤毫无戒备地回答：“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刚才。”
温体仁说：“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
郑鄤说：“用人则才出，不用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按：指萧何）之识韩淮阴（按：指韩信），宗留守（按：指宗泽）之识岳忠武（按：指岳飞），何患不能成功？”
对于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温体仁极为反感，表面上致谢，暗中却在盘算：“彼锋芒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一定得设法剪除。适逢此时温体仁先后排挤了阁僚何吾驺、文震孟，京都舆论哄然不平，一向敢于直谏
又不甘寂寞的郑鄤也发表了愤激言论，非议温体仁。温体仁获悉后，决定上疏纠弹郑鄤，
并借题发挥整一下他的好友文震孟、黄道周。
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及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决计黜除
郑鄤，化钱从吴宗达处购得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骇人听闻的所谓“杖母蒸妻‘’的不实之词，丐成纠弹郑鄤的奏疏。然后拿了这份奏稿去找曾经向他推荐郑鄤的钱士升，对他说：”今为郑某事具鹛，当与老先生同题。“钱士升欣然答应，等到看完疏文，才知道里面写的是郑鄤”杖母蒸妻“的事情，立即面红耳赤，双腿颤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温体仁冷笑道：”固知老先生不愿题也。“遂单独具名呈送皇上。
当时皇帝正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内阁首辅控告郑鄤如此不孝不悌，勃然震怒，下令将他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讯。刑部尚书冯英初审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又称郑鄤颇有才名，语气较为客观。温体仁以为这是回护郑鄤，借故把冯英革职，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案犯受到冤屈，一直未予了结。
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然悬而未决。次年夏天，京师酷旱，皇帝要各衙门从救火着眼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便把此案作为”冤抑“上报，希望释放郑鄤，以昭天和。接到吴孟明的奏疏，皇帝立即严词驳斥：”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中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
吴孟明为了向皇上禀明案情，特地询问协理审讯的陆完学。陆完学道出了缘由：郑鄤对自己的才名很自负，倔傲放肆，得罪了乡邦，至于杖母之
事，非其本谋。吴孟明问：既然没有此事，前首辅温体仁何以要以此告他？陆完学说：听说郑鄤父亲郑振先家的箕仙非常灵验，能揭发别人隐事，一家无不皈依。凡是有过火者，都遭到扑责，谓之忏悔。白郑振先大妇至郑鄤以下，无二例外。
这时有个武进县落魄生员许曦来到京师，考取武英殿中书，未题授实职，似官非官，正符合皇帝所说”常州府人在京者“的条件。于是被请进锦衣卫镇抚司作证，说什么郑鄤仅杖母，而且奸媳奸妹，简直蔑视人伦之极。奏疏呈进后，许曦立即翻供，一则说，郑之事，窗外无闻：再则说，郑鄤之事，系宦室闺门，草野耳目实未闻见。由此看来许曦对此事一无所知，全是胡乱作证。锦衣卫镇抚司只得如实向皇上报告：事属影响，言出谤忌，希望皇上在革职与遣戍之间作出圣裁。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圣裁“：将郑鄤脔割处死！当时舆论认为，温体仁虽然已经罢官而去，皇帝却遂了他置郑鄤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愿。无怪乎民间有所谓”崇祯皇帝遭瘟了“的谚语，以瘟与温谐音，暗指崇祯皇帝遭温体仁蒙骗而不自知的情况。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崇祯皇帝”遭瘟“之深。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郑鄤在官员兵丁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桥下四牌楼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屋顶上都是黑压压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利：”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百来个刽子手立即同声应利，如同雷声一般在刑场上空盘旋，令旁观者不寒而栗。
炮声响后，行刑开始。人们常说的”千刀万剐“，并没有应验在杀人越货的江洋人盗身上，也没有应验在渔肉乡民的土豪劣绅身上，竟然应验在江南名士郑鄤身上，这种错位着实令人费解。须臾，手持小红旗的旗校疾驰而去，向大内报告所剐刀数。郑鄞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刽子手割下来，直到剩下一副骷髅。令人心寒的是，围观的百姓竟然向刽子手买郑鄤的作为药料。计六奇《明季北略》写道：”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按：指北京街市）。二十年前文章气节，功名显赫，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文气节功名显赫的郑鄤身上的肉，竟然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正义感同情心，社会已经麻木到何种地步？群氓已经蒙昧到何种地步？呜呼哀哉，令郑鄤的亲朋好友无话可说了。然而还是有人要说话。大名鼎鼎的鲠直官员黄道周，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自陈”七不如“郑鄤，其中之一就是文章气节不如郑鄤。崇祯皇帝大为不满，指责他：颠倒是非，甚至蔑伦杖母名教罪人犹曰不如，是何肺肠！黄道周辩解道：”臣与郑鄤同为庶常（按：指庶吉士）时，文震孟疏论魏忠贤，郑鄤抗疏任之，削籍归山。每以臣为怯，臣心愧之也。每执笔不能明白，辄思郑鄤，以为不如，真不如也。盖以此自贬，亦以此分规。“郑鄤被脔割处死后，黄道周慨然叹息：”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有如此知音为之鸣冤，为之赞颂，郑鄤可以死而瞑目了，然而死得这样惨毕竟是令人心酸的悲剧。他如果听从文震盂当年的劝告不赴京履任，也许悲剧可以避免。
第十二章 温体仁的垮台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多疑，他临朝的十七年中，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人，更迭频繁，有如走马灯。唯独温体仁能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长达八年之久，而且颇受宠信，形成“遭温”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明史·温体仁传》说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北京城里传出的民谣如此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即温体仁，“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据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当时北京另一民谣也在“瘟”、“温”“二字上做文章，不过话说得更为尖刻：
礼部重开天榜，
状元探花榜眼，
有些惶恐。
内阁翻成妓馆，
乌龟王八篾片，
总是遭瘟。
京城的民谣，政治色彩十分强烈，因为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耳濡目染，一开口便是政坛高端的纷争。这首民谣也不例外，所谓”惶恐“，是”黄孔“的谐音，黄即黄士俊，孔即孔贞运，两个靠走后门而飞黄腾达的宵小之徒；所谓”乌龟“，谐音”乌归“，是指湖州乌程籍归安县人温体仁；所谓”王八“，谐音”王巴“，是指四川巴县人内阁辅臣王应熊：所谓”篾片“，是指阿谀奉承内阁首辅温体仁，毫无主见的内阁辅臣吴宗达；所谓”总是遭瘟“，如同”崇祯皇帝遭温了“一样，是指受温体仁蒙蔽。这首政治民谣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中央政府被人们蔑视为妓院，内阁的一二把手则被叫做乌龟王八。文秉感慨道：”赫赫师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见矣。“当时人说，这些政治民谣出于轻薄少年之手，其实不然，如此洞悉政坛上层的内幕，一般轻薄少年哪里说得出来？
”总是遭瘟“，一语道出温体仁这个脚色的厉害。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着又把他的合作伙伴周延儒赶下台，自己当上了内阁的第一把手－－内阁道辅；以后又扶植亲信，党同伐异以卑劣手段整肃那些敢于同他抗衡的正直官员，文震孟的罢官，郑鄤的处死，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样一个人，皇帝何以会”遭瘟“呢？从皇帝方面而言，始终为内阁中没有一个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重臣而苦恼，他需要一名有权有谋、足以统双六部九卿的干才，起先看中了周延儒，后来看中了温体仁。当时人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皇上即位以来，任命内阁辅臣三四十人，其中并非没有贤能之人，但求其精神，能提纲挈领的，只有周延儒与温体仁二人，可惜都不轨于正道。堪称精辟之论。周延儒、温体仁是有才干的，只是不走正道，而成为佞臣，《明史》把他们列入”奸臣传“，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干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令皇帝感到满意，否则，是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