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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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干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令皇帝感到满意，否则，是不可能”遭瘟“的。
其一，温体仁精明干练。李清《三垣笔记》说，温体仁长于心计，凡是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每每遇到刑名钱粮等专门知识，名目繁多，头绪错乱，其他阁员往往愁眉苦脸，唯独温体仁一看便了然于心，从无差错，因此内阁同仁都佩服他的敏练。
其二，温体仁在贪风弥漫的官场尚能廉谨自律。《明史·温体仁传》说，温体仁辅政多年，顾虑到朝中官员和他结怨的很多，不敢瓷意放肆，用廉谨来获得皇上的好感，贿赂从不进门。这虽然是为了提防政敌攻击，巩固自己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廉谨自律总比贪贿枉法要好得多，因此夏允彝《幸存录》说，平心而论，不收贿赂是温体仁的一个长处。
其三，内阁同僚多庸才，反衬出温体仁的鹤立鸡群。这当然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那些内阁同僚都是他一手引进的，专门挑选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明史·温体仁传》说，这是他的手段，目的在于”藉形已长，固上宠“。由于这个缘故，才华超群、声望卓著的钱谦益、文震孟必然为他所不容。
其四，温体仁善于揣摩皇上心意。逢迎有术。杨士聪《玉堂荟记》说，温体仁在位最久，不露破绽，关键是”主于逢迎“。皇帝作为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大臣”批逆鳞“，而乐于接受逢迎，但逢迎也要有术。温体仁就精于此道，每当皇帝向他征询军饷事宜时，他都谦逊地说，素以文章侍从皇上，皇上不以为愚笨，提升至高位。其实臣愚笨无知，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不能欺骗。军饷之类大事全听皇上圣明裁决。皇帝不以为是虚伪，反以为是”朴忠“，愈加宠信不已。
因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然而此人毕竟心术不正，以排斥正人君子为能事，又害怕群起而攻之，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因此，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已而不露痕迹。但是在他辅政期产，民变愈来愈严重，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向皇帝揭发温体仁的问题。这位一向刚直不阿的官员，语气尖锐地责问：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因而显得有点泛泛而谈。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于是皇帝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因为准备一死，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温体仁秉国以来，满洲铁骑两次兵临京城，”流寇“又在各省蔓延，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去谋求平安之策；民怨于下，而不去思考体恤之法，扶持朝廷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唯有引罪矢官而去，才不至于贻误国家。杨光先一个基层小官，也看到了政局的危机，但是要温体仁引咎乎职的直接证据不足。不待温体辩解，皇帝就下旨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以后，发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必须对最具影响力的人下手。他怂恿前任苏州推官周之夔、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什么”结党恣行“，什么”把持武断“，什么”朋党蔑旨“，罪名非常吓人。其实复社不过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成员的精力集中于制艺以科学考试为目的，由于其成员如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不断高中进士，而引人注目。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温体仁与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指使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诸君子。以后才有周之夔、陆文声之流的攻击。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等正直官员主持正义，才使温体仁的阴谋未能得逞。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侯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个张汉儒不愧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把它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这种诬方的手法也太拙劣了。
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那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讦》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耜传》说得最为清楚：”常熟直民张汉儒希（温）体仁指，讦（钱）谦益、（瞿）式耜贪肆不法，（温）体仁之主，下法司逮治。“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引者按：指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顶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段、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耜。“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他写道：”（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井必欲杀臣而后已。“然而他的声辩得不到回音，心境低沉，在狱中写了三十首诗，借以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之一吟咏道：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结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己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义要王藩出面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义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崇祯皇帝遭温了“，竟至于如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死后还要追谥”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怪呢！
第十三章 力挽狂澜的失败者：杨鹤、杨嗣昌父子
明朝临近崩溃的崇祯时代，内外交困，一切全乱了套。崇祯皇帝当然想力挽狂澜，朝廷中一些干臣也想为皇上力挽狂澜，为此而不惜身家性命，无奈时运不济，统统以火败而告终，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杨鹤、杨嗣昌父子便是其中之一。
崇祯初年，陕西的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义军，搅得当局人仰马翻。
朝廷上千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之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
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会推杨鹤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不是贪生怕死之流，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
点犹豫不决。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进士，由知县升任御史，因上疏言事过于直率而遭忌，引疾辞官而去。天启初年，他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愿同流合污，魏忠贤借口“党护熊廷弼”，把他除名。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阉党”，拨乱反正，恢复了杨鹤的原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献策：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这话绝对不错，却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推举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把一个负责监察人权的高官凋到陕西去平定“流寇”；显然用非其才。杨鹤也以为自己没有“勘定祸乱”之才，向皇上推辞。
崇祯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付重担，不同意他推辞。为了显示对这项任命的重视，皇帝特意召见了他，询问他有何“平乱方略”。杨鹤对陕西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得泛泛而谈：“清慎自持，抚恤将卒。”杨鹤为官一向清慎白持，但不懂军事，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难以成为称职的战时总督。皇帝要他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是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杨鹤在陕西的失败，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鹤抵达陕西不久，适逢“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清军越过长城、逼近北京，陕西三边的驻军奉命“勤王”，保卫北京，因此他手下几乎无兵可调，成了一个光杆总督。他的战略决策别无选择，只能是主抚不主剿－－对于造反武装无力围剿只能乞灵于招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后来杨鹤“招抚”失败，面临审判时，杨嗣昌为父亲申辩说：为了勤王，五名大帅全部奉调，陕西精锐之师尽付东行。陕西空虚，“流寇”横行。臣父以三百士卒去对付神一魁（造反武装首领）数万之众，不得已而招抚、遣散。事实确实如此。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朝廷也是主张“招抚”的。在“剿”与“抚”的抉择上，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而更倾向于“抚”。在他看来，“民穷为盗”，原因在于“抚字失官”，也就是说地方官在“安抚”、“抚恤”、“招抚”上，所下功夫还不够。负责军事的兵部为了推卸“督剿无方”的责任，也大力鼓吹“招抚”，兵部尚书梁廷栋向皇帝说：“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在朝廷一片主抚声中，派出御史吴［生生］带了赈济钱粮前往陕西，协助招抚。看来杨鹤的
招抚，虽然是权宜之计，却没有违背中央的决策。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对于陕西“流寇”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是乌合之众，是地方措置适当。其实不然，它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政治腐败加上天灾人祸，社会早已病入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无以为生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在这种情况卜，“剿”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矛盾更加激化；“抚”的调理作用在连年灾荒的打击下，迅即化为乌有。时局发展的总趋势，预示着杨鹤“招抚”的必败下场。他在谋求注定失败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
杨鹤当然希望出现奇迹。他匆忙招安了陕西最具战斗力的造反武装首领神一魁，还特地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在宁州城楼上设置龙亭，令降兵头目叩头顶礼，三呼万岁。然后要他们抬着龙亭，在“圣寿无疆”、“太平有象”两面杏黄旗导引下，进入杨鹤的总督衙门，让他们听皇上的“圣谕”。礼毕后，杨鹤带领他们前往关帝庙杰香发誓。途中，降兵们争先恐后扛抬杨鹤的轿子，欢声雷动。七天后，神一魁拜见杨鹤，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守备官职，发给降兵饥民印票，遣送回乡。杨鹤为了表明诚意，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使神一魁的部众处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杨鹤要他们投奔官军或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安然如故。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文秉《烈皇小识》所说：“群盗自是视总督中儿戏。”问题在于，成千上万的造反大军一旦接受招安，如何安置，十分棘手，到处是灾荒，少量赈济根本不解决问题。
根据杨鹤命令，安置神一魁部众的延绥巡抚洪承畴为此大叹苦经：解散安插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村落全部成了丘墟，数千之众，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实在是千难万难。奉命前往陕西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