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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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人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袁崇焕披上。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以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山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人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义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十二月一日……忽闯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闯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确实，崇祯皇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一个潜在危险。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向兵部尚书及时提醒：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若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以自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戴，机人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督师被逮，要他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离京，回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皇帝接受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等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写了言辞极其恳切的书信，要祖大寿顾全大局。手持袁崇焕蜡书的的信使昼夜兼程疾驰，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断地劝儿子率军回师北京，立功自赎并救袁督师。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挥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皇帝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及至听说收复失地皆辽兵之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出“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所谓“蛮子”是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妮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乱，乘袁崇焕被逮之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山东道御史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督师大员商议平辽方略，是内阁辅臣的份内主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人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不着边际地捏造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擅权主款”云云。
皇帝接到这一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台召见文武人巨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以咨洵的口气问道：法司如何定罪？人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皇帝见人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
袁崇焕之死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绑赴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瞠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忧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这种事例的一再出现让人们寒心：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明史·袁崇焕传》如此写道：“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读来令人感慨唏嘘不已。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清中一代宗师孟森1936年著文《明本兵粱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对袁崇焕被杀一事议论道：“（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功罪一日不明。“一个罪不致死的有功之臣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如此不公平对待，面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心酸。
袁崇焕之死，难道仅仅是他自己的悲剧吗？
第十五章 “勤政”之君偏亡国
今又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也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年代。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明朝灭亡。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即2004年5月7日，恰好是整整三百六十周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淮北农民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的后代、明朝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竟然会被陕北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逼上了死路。紫禁城的国号由大明变成了大顺。然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的日子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四十天以后的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从北京仓惶撤退。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进入紫禁城。短短的一个多月，国号由大明改为大顺又改为大清。虽然南方有南明小朝廷．在苟延残喘，但已经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事实，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了。
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许重熙还说：“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他不好意思批评“先帝”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他说：“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白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