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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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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第二章 建文帝生死之谜

  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建文帝的下落就是其中之一。 

  建文帝何许人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年号建文,历史上习惯于称他为建文帝。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气勃发的青年了,他书生气十足,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而且明文规定,如遇权奸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他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身为皇叔的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计议削藩。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及其长子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改明年为永乐九年(1403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寸旨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燕王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实录》继续写道,他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成祖实录》所说,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明朝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观真相,感人至深,“渎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怀疑建文帝的下落,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胡濙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濙传》如此写道:“先,(胡)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支逊国事考》中说:“夫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出其尸于火已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寥寥数语,再次揭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报告朝廷),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历代小史》卷七十九)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有意思的是,明神宗对此很感兴趣,必欲追根究底,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某驿站墙壁上的题诗全文,背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这首诗见于《明神宗实录》,也见于孙承宗《春明梦余录》,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且与建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的气质十分相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话,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皮包裹着。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立即命人打开,同时下令焚烧大内。打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憎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 

  此时,明成祖已经即位,革去建文帝的大臣463人,下令追夺皇帝颁赐的诰敕。吴江县丞巩德赶到史彬家中追夺诰敕时,随口问道:听说建文皇帝在你家?史彬坚决否认,巩德微笑离去。似乎是心照不宣,眼开眼闭。既然踪迹暴露,众人立即离开此地,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便决定前往云南。 

  永乐元年正月十三日,建文帝一行抵达云南永嘉寺。次年正月,建文帝经由重庆抵达襄阳。八月八日再次来到史彬家。原本决定去浙江天台,后因故改去云南。永乐四年四月,建文帝抵达西平侯沐成家,五月前往白龙山,结茅而居。这时,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踪迹。某一天,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在程济陪同下,来到湖广,登章台山,赋吊古诗:“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游汉阳,登晴川楼,又赋诗:“江波犹涌憾,林露欲翻愁。”再此流露对故国的思念。 一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黄溪史彬的家。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问帝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老终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在贵州金竺的罗永庵,曾在墙壁题诗,其一曰: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还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渗。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其二曰: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历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期。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械入京师。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了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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