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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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回籍闲住，冯保胜利了，但里还不踏实，提防高拱东山再起。事实上，高拱曾经有过罢官后再度出山的经历。于是冯保策划了诬陷高拱的“王大臣案”把政治斗争丑恶的一面毫无遮掩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按例视朝。清早，轿子刚出乾清门，晨霭迷蒙中，有一个太监打扮的男子，从西阶直奔过来，被守卫人员抓住。那个腋下有刀剑各一把。初步审讯后，得知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一概不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把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下旨，把王大臣的幕后主使人以及宫内勾引人。皇帝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主逆勾引之人”。
在官样文章的掩盖下，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悄悄酝酿，并且发作。因为皇帝指示把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一切便照冯保的谋划进行，冯保又时刻与张居正保持联系。
继续审讯，王大臣交代，他本名章龙，从戚继光总兵处来。张居正获悉后，急忙派人对冯保说，叫章龙不要说从戚继光那里来，而说从高拱那里来，“何借以诛高氏灭口。”随即他代皇帝票拟谕旨：“着冯保鞠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拿着这首圣旨，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即嘱咐他的心腹听差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口供，又教他在公开审讯时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与同谋。”冯保当即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奴仆），以定高拱之罪。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吏部尚书杨博对张居正说，此事关系重大，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太仆卿李幼滋抱病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公奈何为此事？又说：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东厂称主使者就是高阁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何以自解？
同僚的责难令张居正感到压力，便去午门的关帝庙求签，但见签文写道：
才发君心天已知，
何须问我决嫌疑，
愿子改图从孝弟，
不愁家室不相宜。
正文的注解写道：“所谋不善，何必祷神，宜决于心，改过自新。”再加上一些正直大臣的劝告，决定悬崖勒马，于是，他指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
二月二十九日，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行来到东厂后，突然风沙大作，黑雾弥漫，又下起了冰雹。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说，天意如此，难道不该害怕？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是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应当向他进一句忠言才是。接着又问两个问刑千户，王大臣招供言语前后不一样，而你们二位所写的审讯结论，却说“历历有据”，有什么根据？两个问刑千户回答：“此四字（指‘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大吃一惊，警告说，你们犯下了死罪，东厂机密狱情，怎么可以送给内阁修改？
他们之间的对话，预示着今天的会审将不会很顺利。何况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为人正直，想挽救高拱的性命，在会审前就派锦衣卫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从哪里来，答道：从冯保处来。又说，所有招供全是冯保教的。朱希孝义把高府家人（奴仆）混杂于锦衣卫校尉中，要王大臣辨认谁是同谋人，他根本无法辨认（原本就无此事）。又问他刀剑从哪里来？他说是冯保家奴辛儒给的。朱希孝明白了案情真相，又不想给冯保难堪，必须草草了事。会审的情景显得有点滑稽。按照惯例，东厂、锦衣卫审案，必须先对案犯动刑，于是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声喊叫：“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说：“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用诱供的方式提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回答得很干脆：“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便让王大臣喝下生漆酒，咽喉变哑，再也无法吐露真情。很快就把王大臣处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高拱也因此而避免了灭门之灾。
先前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最高层面的明争暗斗的另一幕，不足为奇。“王大臣案”则不同，那时高拱已经下野，冯保、张居正无中生有地株连高拱，企图置高氏于灭门的境地，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一事件中，张居正站在冯保这一边，并且为之出谋划策，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向他施加压力。正如目击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促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关键人物，是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两人反复规劝张居正，要他借鉴先前内阁中夏言、严嵩、徐阶互相倾轧，致使“相名坐损”的前车之鉴。事态已经发展至此，只有你才有回天之力。张居正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表示愿意挽回。杨博向他建议，任命德高望重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参与会审。在会审前，杨博还为朱希孝策划，派锦衣卫校尉透风给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时又要王大臣辨认同谋者－－高拱府上的家人（奴仆），以显示所谓同谋的虚妄。这是很聪明的一招，不露痕迹，又使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
高拱虽然幸免遇难，但是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还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张居正参与阴谋的全过程，标题就叫做“毒害深谋”。现代学者出于对张居正的敬仰，百般为他的不光彩一面进行掩饰，比如关于张居正“附保逐拱”，有的说“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测”；有的说“此乃乌有诬蔑之事”。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劳的。为尊者讳，并非秉笔直书的史家品质。
第六章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显例。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新生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万历元年至十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本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力挽狂澜，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万历新政，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和他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赞誉有加。人称“王学左派”“异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所为，因而对他一向怀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分量的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确实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其精髓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诚然，张居正确实屡屡“钳制言官”，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菲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打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对于他日后遭到报复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十岁（虚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祈祷，以表忠心，企求日后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睐。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缭绕的神坛，长跪不起。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于是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送给张居正，“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这种举国若狂的举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不正常现像，后来明神宗病重时也没有出现类似排场。
张居正难道没有考虑到“威权震主，祝萌骖乘”吗？
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师，显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特地为之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在隆重的庆贺典礼之后，张居正突然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三诏亭”，写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诏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气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处在权势顶峰的张居正明白一旦形势变化，他连居所都成问题时，三诏亭对他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忧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权震主”的霍光与宇文护的悲剧下场。
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汉昭帝死，他迎立吕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刘询为为汉宣帝。他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一改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的弊政，以节约财政开支为准则，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厄运。汉宣帝把他视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后，由于阴谋告发，妻子及家属多人被处死，当时盛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第一个显著的实例。
宁文护的情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