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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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自己吹嘘，无外乎三途：一是攀亲摆谱儿，名士头上没有乌纱，便借别人的乌纱。比如在京师住在谁的衙中呀，回乡搭的哪位官老爷的船呀，某某大佬如何器重呀，某某名家如何期许呀，如果再拿出些合影的照片，唱和的诗句，签名的赠书，那就更不得了了。事情的有无不必管，只要敢吹，就能造成影响。世人的观感就是如此：同大佬交往的也是大佬，与名家相识的也是名家；二是贬低别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什么？不把别人挤下去，显不出自己能呀。你看，同是“选家”的卫体善，一听匡超人说到马二先生，立马的反应就是一通臭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要说马二批语如何，因为吴敬梓不曾写到，不敢妄断，要说他专讲杂学则真是冤哉枉也。卫体善还要吟诗作赋，马二是连这些都视为歧途的。但为贬低别人的时候，名士们是从不管事实如何的。卫体善活到今天，骂鲁迅、贬茅盾、嘲巴金、刺老舍决不会比今天的英雄好汉差；三是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比如，一说当今小说不景气，便说等我有时间写一部，破一破文坛的沉寂；一讲到典范的作品，便举出自己的某篇作品当例证；白送人家一张画，就说被某某博物馆珍藏；刚印出一部书，就说已销售一空；善意的批评指为恶意的嫉妒；事实的揭露硬派作别人的造谣。不断地制造轰动，不停地惹事生非，靠这些手段让人们注意自己，以保持所谓“知名度”。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这类花样——第二天必被媒体大炒新闻——都是保持知名度的妙方。华君武有漫画，一人高耸金臀挨板子，口里却说：你越打我越出名，真是深明此中窍要。
　　匡超人学得真快。一转眼牛布衣问到他选本时，他的口气比卫体善还大了许多：“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这口气简直超前了六七百年，活像今人。而对他的恩人马二先生，他的口吻也一如卫体善般轻薄，或许还有些感念当年襄助的情份，只口气略略舒缓些吧了：“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这也就算匡超人仍存忠厚之处。到了后来炉火纯青之际，你看他对付潘三，这一点忠厚也都荡然无存了。
　　名士们虽然教会了匡超人如何追名，但他们毕竟处于体制的边沿，对于官场中那些具体的运作是不明底里的。真正要成就一个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心应手的“儒生”，还需要另一类教习，这就是潘三。潘三是杭州布政司衙门的刁吏。布政司在明代大致如今日之省一级行政机构。在那个官僚体制下，政府具体的政务是操纵在衙吏的手中的。做吏的，对于权力的实际运作，比官还要门儿清。匡超人跟着潘三，包揽词讼，欺隐钱粮，私和人命，假造文书，强抢寡妇，私刻关防，买嘱枪手，拐带人口，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下了。有了这一课，匡超人才真正具备了进入官僚体制的全套功夫。没有多久，他便进京准备钻肥缺弄钱去了。匡超人经过了多方教导，也亏了他的悟性，往往青胜于蓝，因此得成“正果”，从此进入了儒林正史，在《儒林外史》中再没有他的故事了。
　　今天的人们又在起劲地推崇儒学了，好像新的时代不是要建设新的文化似的，好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的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还应当回到以儒学为基础的旧文化似的。有些文章充满着对儒学的动人的怀旧心情。其实，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动人的怀旧心情，但他不想回避严酷的事实：尽管孔夫子的地位越抬越高，但那只是嘴巴上的功夫，为要进入官僚体制的上层，“儒生”们实际需要的是另一种训练——匡超人式的训练。经过这样训练的“儒生”，才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能进入儒家社会的精英阶层。孔夫子的儒学早已死了，活着的只是它的躯壳，灵魂则是别样的东西。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背离，造就了匡超人式的儒生，而匡超人式儒生的普遍化，就是儒学社会索命的阎王。这前景，吴敬梓已经看到了，这是他高明——比某些今儒还要高明——的地方。

　　人文学科亲近社会的范例

　　
　　——评《剑桥插图考古史》
　　？　郭小凌
　　傅光中
　　自从阿克敦爵士于二十世纪初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问世以来，“剑桥”就成了国际史学界的著名品牌。随后出版的冠以“剑桥”品牌的世界断代史、地区史或国别史无不跻身学术精品之列，被全球知识界列入有关专题的主要参考书目。但以往的剑桥版史学图书也有过于专业的局限，书中充斥着繁琐的考据、引证，到处是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符号和图表，加之篇幅浩大，即使是专业人员，读完或读懂全书亦非易事。所以这类史书通常只能在象牙塔里流行，或是摆放在附庸风雅者的书架上，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也就大打折扣。
　　史学的专业化、概念化是以丧失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文学审美和常人之学为代价的，这就使专业化的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像前专业化时期的史学家那样，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读者或公众保持血肉的联系。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和公众的理解支持，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可能拥有持久的活力。所以，任何学科都需要承担或者说必须承担向社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责任，将本学科的价值及其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新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转达给社会公众。这种“科普”活动不仅是一种单向的人文关怀，而且还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鉴于学术著作通俗化的重要意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出版战略，一方面继续出版面向专业人士的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开始了学术著作通俗化的战略。“剑桥插图史系列”便是学术著作通俗化战略的具体体现。“剑桥插图史系列”的出版，很快引起了我国出版界的关注，已在考古学普及方面做出了一些抢眼成绩（如出版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上下集）、《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以过人的眼光和魄力迅速购买了该系列中的《剑桥插图考古史》、《剑桥插图中国史》和《剑桥插图天文史》的中文版权。已经获得的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证明，《剑桥插图考古史》的引进是成功的。
　　《剑桥插图考古史》编年的上限始于一五○○年即考古学的发轫，下限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国际考古学界正在争论的问题，并对考古学的发展趋向做了展望。其空间范围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而且反映世界各个地区的内容相对均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和人们所知甚少的事物之间，在考古学的一些伟大突破和有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或发现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所以正如该书作者所言，该书是“第一部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对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考察的书”。
　　尽管《剑桥插图考古史》的作者都是西方考古学界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他们都能放下架子，避免了艰涩、枯燥的专业术语、统计数据、图表和莫测高深的长篇大论，以通俗可读的文字、具体的人和事及精心挑选的图片来表现考古的历史过程，因而就使该书的读者面十分宽泛。除了专业人员，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而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储备的一般读者也能顺利理解图书内涵。
　　《剑桥插图考古史》依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安排书文顺序。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学的缓慢进步：从早期古物收集者们盲人瞎马般的摸索，到当前高技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博学家时代，到高度的专业化阶段；从一窝蜂地争挖奇珍异宝，到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苦苦探索。书中不乏引人入胜之处和精彩的情节，如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发现，埃及法老图坦哈蒙墓的发现及发掘，复活节岛的发现及其不可思议的“隆哥——隆哥”文字（指刻在石板、木简等书写材料上的文字符号，当地人称rongo－rongo，至今未能破译——译者注）等等。读这本书还可以认识许多考古学家，了解考古学家并不是一些离群索居只会在田野上挖坑打洞的怪人。考古学家也有平常人的个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有高尚的君子，也有卑劣的小人；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也有尔虞我诈的竞争甚至敌视。总之，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在考古圈内应有尽有。
　　为了直观形象地表现内容，该书采用了大量珍贵清晰的图片。经过精心筛选和编排的图片，缩短了现在和过去的距离，将世界考古史上许多重要的场景和人物真实地凸现于读者的面前。例如，第230－231页的卡特附身于刚刚打开的图坦哈蒙第二椁室门口向里探视及显示墓室内部现场的两幅照片，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效果；藏匿死海古卷的库木朗洞穴的远景照片，则给人以难以言表的神秘感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说，没有图片，即使是生花妙笔，也难以完全再现至今五千年的阿尔卑斯冰人的原貌；文笔再好，也抵不上航拍的马萨达（Masada）遗址所具有的视觉冲击力。可以说，在《剑桥插图考古史》这本书中，图片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对文字的点缀，而是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该书十分好看，但它绝不仅仅是一本探幽猎奇、取悦大众好奇心的考古故事的集锦。它有清晰的编纂思路，既记述了不同时代考古学家的贡献，又介绍了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本身的理论反思，因此该书对我国的专业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也有相当的阅读价值。由于我国有待发掘、抢救的考古遗址为数众多，国内考古工作者经常忙于田野发掘，相当多的从业人员对国外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世界考古的历史所知甚少。书内许多的事实和价值陈述，对于中国的专业人士不无参考和借鉴作用。
　　例如，作者指出的考古学并不因其认识基础是实物史料便不存在主观性，这一学科的理论发展已使人们意识到，考古学家不只是在重新发现过去，而且也在不断创造着过去。作者列举了世界考古史上出现的一些误解，如关于尼安德特古人类化石的错误复原图、关于在苏卢特发生的所谓野马群受到驱赶从山崖上摔下的假设、关于谢里曼从小矢志挖出特洛伊城的传说、关于英国巨石阵的错误解释等等。作者认为，这些学术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偏颇”中，通过话语和视觉形象为世人所知。所以作者认为，考古学史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历史，不仅是考古发现和各种新的研究技术的历史，而且涉及到不断更新的考古学的解释范式。
　　再如，作者提出要警惕考古学变成新的古物学的危险，提倡考古学家注意探讨古文物中隐含的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考古学要不断吸取人类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促进人种或种族的和谐，是服务于人类的学科；考古学不是学界精英的智力游戏，需要与社会保持血肉联系，需要考虑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兴趣等。这些见解对我国的专业人员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然，写作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史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通英国考古，未必懂中国考古；懂中国史前考古，未必懂秦汉考古。所以，内行的人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少量的史实错误，某些价值评判也与我们不尽相同。此外，文字表达上仍有某些技术语言的痕迹，且因书成众手，内容的选择、组织和表达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但瑕不掩瑜，毕竟它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的学科通史，是一次考古学亲近社会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它从策划图书选题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文学科亲近社会的范例。
　　（《剑桥插图考古史》，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王晓秦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定价：98。00元）

　　读《凡·高自传》

　　
　　？　彭　诚
　　对于名人的自传，我是很看重的，因为自传常是心灵的独白，亲历的写照。在许多自传著作中，我珍藏得最好的要算《凡·高自传》了。
　　凡·高，荷兰画家，被誉为“疯狂的天才”，是十九世纪后期印象派一位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奇人。他对于绘画艺术辛勤而挚着的追求，是撼人心肺的。他终于成为了丹青妙手。尽管他的生活穷困潦倒，受尽了人间的歧视和冷遇，遭受傲慢和侮辱，但是，他并没放弃自己苦心的追求。对于美好的自然景物和勤劳朴实的农夫，他都悉心观察，细致深刻、逼真地加以表现，无不体现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画《吃土豆的人们》一画时，曾反复地观察体验农村生活的情景，力求真实地表现生活，画的主人公的肤色还带着泥土的、没有削过的新鲜土豆气息。就这样，他怀着深情，不知疲倦下功夫完成了这一幅他喜爱的画。还有《山后》《已耕的田地》《采摘橄榄的妇女们》《田野》《收割者》《橄榄树》等作品，也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无不表现他独特的观察生活的能力和匠心。他看不起那些脱离生活，在画室里画出来的画。他认为“画农民、捡破烂的人和各式各样的劳动者比画什么都简单，但是，任何绘画题材都没有这些普通人物那么难画”！
　　他总是一丝不苟、深情专注地表现那些普通人物的心灵世界。以他短短的三十七年生命中，成就了一代艺术大师的伟业，是令世人惊叹的！同时，他给他的胞弟提奥的富有文采的书信，堪称难得的文学佳作，字里行间真实地展示了一位举世瞩目的艺术大师心灵奥妙，让后人洞察他的情感历程，并很好地回答了人们对他的嘲讽和误解。
　　令人遗憾的是，他创作的大量的传世之作，在他生前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承认，直到他自杀身亡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众人认可，并列为世界艺术的珍品。
　　这就是凡·高对绘画艺术苦苦追求的一生，也是他与世俗和偏见抗争的一生。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还他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面貌，并给了他的艺术以极高的评价。
　　凡·高给世界留下的仅仅是他的绘画艺术吗？
　　不，他的一生，不仅有绘画艺术的启示，文学的诗情画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哲学！
　　人生的哲学原本是充满着生与死、美与丑、真与假的血淋淋的搏斗的深层思考。是强者，就应该敢于正视现实，奋发向上，敢于接受人生的挑战。凡·高的一生就是与世俗挑战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