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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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四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继续教养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李 辉：你在什么场合用了“沙皇的狱吏”这样的字眼？
杜 高：那是在冬日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教养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这本破破烂烂扯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这位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他为着靠拢政府，争取自己早日解除，不惜坑害了我。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用告密来换取自由的环境里，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把我叫醒，要我收拾好衣物，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是在五、六年后。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的职工病房休养，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激烈展开，我不时从病房的窗口看到农场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真令我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里，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打死了的消息，据说查出解放前他在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也许，他也是一个冤案。
李 辉：一个人的印象就决定了你在劳改农场再呆三年。这新增加的三年是怎样度过的？
杜 高：李干事给我追加的这三年，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
从一九六一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馑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这时，我才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生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颤栗。
我们的口粮减到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们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提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他在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时，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敦敦的青年在劳动中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他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抬筐。在饥饿的这一年，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只眼睛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那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在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和附近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拔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没过多久，野菜挖不到了，天气渐渐凉了，饥饿愈来愈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了十多头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蹲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盖住的尿坑里，我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泼掉。浸湿的棉裤很重，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谷的活儿。干这个活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出来检查，但人们仍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的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怀里揣着一个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路，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了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了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忘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病毒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震动，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的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窝头改为一大舀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每人领一舀子。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他很快把自己那份粥喝完，蹲在粥桶边，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一支烟鄙夷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了，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各农场的右派分子都调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集中改造。刚到的第二天早上，一位监管我们的高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的一个罐头盒里吐满了血，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我很感激他，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这么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队长。
李 辉：一九六四年五月你被解除劳动教养了吗？在这之后的处境和教养期间有多大区别？
杜 高：到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虽然“继续教养三年”也期满了，但并没有被解除劳教。这以后若干年，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是当时集中在团河农场改造的二百多个右派劳教分子们热切盼望的日子，这是所有定期三年的人劳教期满的月份。人们几年来忍受各种困苦，就是为了争取按期解除。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使我们恢复过去的社会职务和政治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都陆续按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被叫做“摘帽右派”，是公民中的“另类”；他们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也不是一般的职工。但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不再有荷枪的警卫监视。
然而，就是对这一点点自由的向往和吃一顿饱饭的渴求，也都成了我们难以实现的奢望。
五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始终没有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劳教队中蔓延，人们忍不住询问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已如期上报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为了稳定这二百多人的情绪，农场的场长特地到教养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继续教养的命运。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宣布延期三年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从一九五八年的不定期劳教到一九六一年的延期三年，再到一九六四年的无限期延期，就是我劳动教养进行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无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右派队，人们失望了，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而是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任何个人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
但确实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视为党的敌人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的父兄对他寄以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告诉家里。他思家心切，深信场长说的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教养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辞句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发现受表扬的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总会流露出欣喜。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早一天让他成为自由的公民。一九六五年麦收时节，他从早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他在一九六一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不请假。这时他又常感到胃部疼痛，在麦田里，他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就糟了！”
就是这样一个拿自己青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争取政府宽大的青年学生，却唤不起政府一丝一毫的怜惜，硬是不解除他的劳教。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难友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
一天，从教养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骚动的声音，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政府的宽大。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每年教养队的确为我填写了一份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都是空白的。表格中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军管会批准我解除劳教，但拖到国庆节才宣布，十一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在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动教养居然长达十二个年头，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吧！
李 辉：从《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看，尽管经历了多年劳教，你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文革初期对文艺界的情况也还是很关注，并且发表一些议论。你这是不是本性难移？
杜 高：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