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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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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十分发达。如 建武六年,丹阳太 



① 《汉书·枚乘传》。 

② 《法言·吾子篇》。 

③ 《论衡·佚文篇》。 

① 《汉书·循吏传》。 

② 《汉书·文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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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守李忠“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建武四 

                                                                                 ④ 

  年,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甚至在边远地区也兴办了学校,如建武二年,桂阳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 

  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时,就建立学 

  校,教之礼仪;后他任甘肃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椽子孙,皆令诣学受 

  业……悉选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班固在《东都赋》中赞云:“四 

  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上歌下舞,蹈德咏仁”。 

       东汉以“孝经”治天下,反映在学校上就是尊师重道。汉明帝在学校祭 

  祀周公、孔子,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85年),章帝 

  以一帝之尊,先向太守张酺尽弟子之仪,请他讲授《尚书》,然后再行君臣 

  之礼。在尊师重道的同时,地方学校的社会地位得到日益的提高。 

       自郡国学校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东汉桓、灵二帝的社会 

  动荡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如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出巡时,常与百官祭 

  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又如许慎弟子尹珍学成后回牂柯郡创立学校, 

  教授学生。 

       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它与太学相比,地 

  方官学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如文翁既重经学,又重法 

  令,寇恂在汝南比较重视《左氏春秋》;而卫飒则重视儒家的礼仪。学生上 

  学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规定,有的只是在某个时节招集一些人讲学。地方官 

  学的师资力量远差于太学,它与太学也没有什么从属关系。所以说,汉代的 

  地方官学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但是,它却为 

  后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汉代的私学 

       私学始于春秋,一直长盛不衰。秦时私学遭到禁止,到汉武帝创立博士 

  弟子员的官学制度后,才又给私学带来生机。由于官学招收人数毕竟有限, 

  时兴时废,入学条件也比较苛刻,再加上缺少启蒙之学,因此,就读私学者 

  人数远远超过官学人数。 

       汉代的私学一般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蒙学阶段,目的是识字习书, 

  相当于现代的小学阶段;第二是读《论语》、《孝经》阶段,目的在于接受 

  封建道德教育;第三是读经阶段,目的在于进入仕途,治理国家,相当于现 

  代的大学阶段。 

       学童在蒙学阶段学习的学校称作“学馆”、“书馆”、“书舍”或称为 

   “小学”,教师称为“书师”。这一阶段主要是识字习书。小学所用的字书, 

  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等篇。汉初,由闾里塾师 

  将秦时的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六十字为 



③ 《后汉书·李忠传》。 

④ 《后汉书·伏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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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凡五十五篇,仍叫《仓颉篇》,共三千三百字。由于书中同一字出现 

  较多,西汉末年扬雄又作《训纂篇》,后由班固加以修改;但直到东汉和帝 

  永元时贾鲂作《滂喜篇》,复字才减。后人将汉代的《仓颉篇》、《训纂篇》 

  和《滂喜篇》合称为《三仓》(又叫《三苍》)。大抵四字一句,两句一韵, 

  便于诵读。现在全书已佚亡。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此书到宋代已 

  佚。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又叫《急就章》),内容包括姓名、 

  衣服、饮食、器物、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 

  应用文字,全文押韵,且无复字。《急就篇》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代的社 

  会生活,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同时,它用韵语把日常生活运用的字汇编在一 

  起,便于记忆,且又实用。此书成后,立即风行全国,甚至边疆戍卒也用它 

  来学书识字。并且此书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直至唐代才衰微。《急 

  就篇》为我国儿童的识字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世南朝梁人周兴作的 

   《千字文》,北宋时的《百家姓》,宋朝王应麟(一说为区道子)的《三字 

  经》等等,都是以《急就篇》作为参考的。 

        学童学完字书后,就可以应试作小官。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 

  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或史书令史。 

  所谓六体,指的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六种字体。另外, 

  学童也可以继续深造,进一步学习《论语》和《孝经》,接受道德教育,如 

                                             ① 

  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这类例子很多。 

       读完《论语》、《孝经》之后,既可以入仕为吏,也可以继续入太学深 

  造,或投奔私家经师,专攻一经或数经,主要是六艺。 

        汉代的私学,相当于官办太学的是由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或“精庐”。 

  这类情况因经师情况不同而各异。有的是居官讲授,如董仲舒一面作博士 

  官,一面收徒讲学;又如东汉的河内太守牟长,他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有 

  的是从政不能而进行讲授的,如东汉程曾“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 

                             ② 

  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又如任安“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 

  而至”。有的则一面从师受学,一面授徒讲学。而更多的则是不求闻达,以 

  讲经为目的。如西汉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受 

                  ③ 

  业者千余人” 。樊英“隐于湖山之间,受业者四方而至”;公沙穆“隐居 

                                ④ 

  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还有甄宇父子、杨震父子、桓荣父子等都是世 

  代以教授为业,为时人所称誉。 

        东汉私人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妇女讲学,其最突出的代表是班昭和 



① 《后汉书·范升传》。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③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④ 《后汉书·方术列传》。 


… Page 52…

  蔡琰。班昭,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系史学家班彪之女、 

  班固之妹。班昭博学多才,与马续共同完成 《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 

  文志》。在和帝时,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曾下诏设立宫邸学的邓太后也 

  出于班昭之门。班昭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女史学家,而且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 

  位女教育家。另一位则是汉末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陈留 

  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她精通音律,学富才高,记忆力超人。曾诵忆缮写 

  四百余篇诗书让曹操的官吏学习,文无遗误。蔡文姬虽未开门授徒,然而她 

  以笔传授,可以说是开后世函授之先河。 

       汉代私学中的学生,可分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两类。“著录 

  弟子”只须把自己的名字录在名儒、学者名下即可,不必亲来受业。所以一 

  般名儒的著录弟子多达万人。这便开了后世的“拜门”之风。而“及门弟子” 

  才是名儒、学者亲自教授,有的也通过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如董仲舒“使弟 

                                          ① 

  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东汉马融“门徒四百人,升堂进者 

  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在私学中,教学内容比官办学校中更为丰富,内容不限于今文经,也可 

  讲授古文经,同时还可讲授黄老、图纬、天文、星历、法律等知识。如东汉 

  杨厚、讲授黄老之学,门生达3千人;钟皓讲刑律,门徒达千余人。汉代的 

  学说十分丰富,这与私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汉代的私学中,师生关系也是十分融洽的。汉人十分注重人性和伦 

  理。在私学中,要求学生尊敬教师,严守师法和家法,这与太学大致一样。 

  当师长获罚下狱时,学生常上书诉免,甚至要求代死。如东汉司隶校尉虞诩 

  被宦官陷害下狱,其门生百余人举幅叩头,血流满地,为老师诉冤,虞诩即 

  日被释获救。师长死后,门徒常常服丧三年。私学中老师对学生也是十分关 

  心的。如东汉侍中赵典,每次得到奖赐时就资助那些贫穷的学生。可见在私 

  学中师生关系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这种融洽的关系对中国以后的师生关系 

  有着很大的影响。 

        (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 

  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 

  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 

  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 

  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 

  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 

  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 

  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 

  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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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疑经而不敢强通”。 

  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 

  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 

  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 

  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 

  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 

  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 

  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 

  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 

  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16岁入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 

                 ① 

  举大义而已”,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通 

                    ② 

  五经,贯六艺”,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 

  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 

  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 

  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 

  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 

  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 

  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和的好学风,都是值得肯 

  定和发扬的。 



                          3。汉代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1)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 

       ①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 (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 (今河北 

  景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他以“三年不窥园”的精 

  神,攻读儒家经典,成为今文经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当时群儒之首,有“汉 

  代孔子”的美称。景帝时,由于他精通 《公羊春秋》而被立为博士。武帝时 

  招纳贤良,在廷试中,董仲舒才思敏捷,文思独特,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义,鼓吹儒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从矣”。汉武帝看后,欣然在奏牍上写了一个“可”字。《汉书·董仲 

  舒传》评价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 

  仲舒发之。可见是董仲舒奠定了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教育理论基础。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后汉书·张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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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他因与权丞公孙弘意见不合,被排挤出京任相胶西王,不久即辞官返 

  回故里,以授徒讲学为业。董仲舒的学生很多,他常采取“下帷讲论,弟子 

  传以久次相 授业”的特殊教学方法。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一是《春秋繁露》,根据“公羊派”来解释《春秋》 

  的微言大义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社会政治,又发挥了《易经》的阴阳学说,结 

  合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解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天人感应” 

  的学说,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新体系,为当 

  时的政治服务。他的另一本书是《董胶西集》,其中收录了著名的“三对策”, 

  该书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 

       董仲舒的书后来流散不全,今存的《春秋繁露》有82篇,反映了董仲 

  舒的基本思想。 

       ②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核心 

  是将汉代政权神化。他宣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 

  常经,古今之通谊”(《对策三》),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受命之君, 

  意之所予也。他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这 

  样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显然,神化君权的目的,是为了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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