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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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显然，神化君权的目的，是为了统治阶
级更好地统治人民，巩固统一的政权。
董仲舒为了强化他的政治主张，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学说，使得先秦
儒家的原始思想蒙上了神化的面纱。他把“仁”和“三纲”都归诸天道，是
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社会秩
序神圣化、绝对化。他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实现的，而
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又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
性尊，阴性卑；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又对阴阳五行解释
道：“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故五行者，乃孝
①
子忠君之行也” 。这种将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拼合的观点，使得儒家的等
级制度和人伦关系笼罩上一层“天意”的神光，为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礼
教”即政权、父权、夫权等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效法“先王之遗道”来“奉
行天意”。他虽发挥《春秋》中的“三世”之说，“有道可以伐无道”，可
以“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但是对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
教化、习俗、文义等则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
易道之实”，这与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董仲舒的这
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符合“天道”。否则会违
反天意，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一种维护统治政权的思想理论，一直统治中国
达两千年之久。
① 《繁露·五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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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中是以儒学为主，以刑法为
辅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教育，把教育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工具，要“任德
教而不任刑”。董仲舒在他三篇对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内容是
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都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认为“专以刑法欲以制治”，统治
是不能长久的，必须实行“教化”，要尽力“行道”，达到“德日趋而大有
功”的结果，才能巩固统治。他说：“圣人之道不能独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他认为，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所以王者的
职责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要“以教化为大务”，把“教
化”当作“为政之本”。他又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论道：“夫万民之从利
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可见，董仲舒的教化思想
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兴办教育的。
董仲舒认为治理人事不仅要“求贤”，更重要的则是“养士”，“夫不
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主张设立学校，培养贤士。
而养士之法又以太学最为重要，“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
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
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兴办了
太学。
董仲舒又认为当时的吏治有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
升官办法不满，认为这种选官办法根本不能选举贤才。于是他建议“使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释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然后通
过试用，以便“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心
求贤，不致埋没天下贤士。
董仲舒认为，兴太学和重选举这两项措施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如
果思想不统一，那么仍然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指出，“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是他的
“独尊儒术”的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取代
了汉初的道家思想，成了以后各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的兴太学、重选举以及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均为汉武帝所
采纳并实施，不仅影响了两汉的教育，而且对以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④论人性、教育对象及作用。关于人性论，早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
子的“性恶论”，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阐发。董仲舒则糅合了孟子、荀子的
观点，将人性论神学化，他认为，人受命于天，那么人性则从天而来。因为
“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所以“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又把
人的性情比作天的阴阳。他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地有阴阳也。”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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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即善，情即阴，即恶。阴附于阳，情附于性，所以“情亦性也”。既然
情也是性，那么性中有善也有恶。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性善恶论。
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如果“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
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意思就是，如果民
情已经善了，那么君王还要接受天命干什么呢？他认为性只是质材，人有善
质，但他本身并不能说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性具有善的这种质材，
在受到教育之后，这种性善的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在 《繁露·深察名号》
中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
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
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
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他的观点强调教化的作用，显然比孟轲的观点要进步。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
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有仁无贪，
是善的。“中民之性”是“两具仁贪”，善恶俱有，而“斗筲之性”则有贪
无仁，这类人的性完全是恶的。所以圣人是不需要教化的，他的性是善的，
社会的“善”的标准和内容也是他们代天制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天交给
他的“受命教民”的任务。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来阐述人性，其目
的是要其他人把王者当成圣人，俯首听令于王者。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强调
了教化的必要性。正因为“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中有恶的人性，如果
不用教化去提防，就会导致“恶”的泛滥。而教化则是“防水之溃堤”的工
具。另外，他认为民性犹如陶土，而教育犹如制陶的陶模，指出教育的重要
性。
⑤论知识和教学。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天有阴阳，
人也有阴阳，天与人间是可以相互呼应的，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因此，人
心有什么想法，对天要什么要求，天就会作出相应的回答。他认为“天命”
是人认识能力的源泉。真正的知识，并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事物的“本
心”。而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即事物的本少，就必须通过“内视反听”的内
省方法，才能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
来源于“天”的，因此“名”就是要学习的对象。
既然“名”取之于天，那么“名”的具体内容又由谁来制定呢？他认为
“名”是由圣人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体现在诗、书、礼、乐之中。人要学到
“名”就必须学习诗、书、礼、乐。而对于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是不必去
学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
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
所甚恶也，奚以为哉？……
故曰：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耶。”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是圣人所
说的那些东西。在学习和教学方法上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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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上，他特别提醒做教师的，“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
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
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也就是说，作教师的要以身作则，
要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慢慢引导，才能达到“圣化”的境界。这颇符合教
学规律，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诱导的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董仲舒还要求认真学习儒家的六经，因为“《诗》、《书》序其志，《礼》、
《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
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
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
其所长”的观点是可取的。董仲舒关于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还特别注重专一
和努力。对于专一，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
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这是说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关于努力，他说：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
大有功。”这种关于学习要肯钻研、肯刻苦的观点，也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
原则。
⑥论道德修养。董仲舒从他的天道观和人性论出发，认为仁、义、孝、
悌等这些道德品行，都是天赋予人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善有恶，道德的根源
是“性命”。而仁义则是道德的顶峰，圣人所要说的就是仁义。他认为社会
上不外乎人与我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那么社会
便可安定太平。然而董仲舒更注重的是义，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另外，要求“治我”要严，要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要攻
己之恶，不攻人之恶。这种思想对统治阶级十分有利，并对后世统治阶级影
响极大，他们广泛宣传，藉以更好地进行统治。
董仲舒也注重“礼”的约束，他认为礼可以“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
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起到“体情防乱”的重大作用。同时他认为
“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要求人们“以中和养其身”。这些都反映
出董仲舒要求人们“非礼而不定，非礼而不动”的思想，要求人们在“礼”
的约束下生活。在道德修养上，董仲舒强调“尽小慎微”，采取“众少成多，
积小致巨”的方法。另外，还要“强勉行道”，这样才能使“德日起而大有
①
功”。这种方法，对当今的道德教育方法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
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阐发和神化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而形成的神学化的
儒学体系，成为两千多年统治者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被后世推为“纯儒”。
他的教育思想及其三大文教政策，尤其是“独尊儒术”的总方针被采纳，开
创了用法律手段肯定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局面，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仍有许多是值得后
人肯定和借鉴的。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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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充及其教育思想
①王充的生平及其批判精神。王充 （公元27—104年），字仲任，浙江
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贫无一庙庇身”，“贱
无斗米之秩”，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具有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王充很小就从师学《论语》、《尚书》，然后到京师太学里求学，师从
班彪。王充读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
一见辄能传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不安于当时的“世书俗说”，
而是“甘闻异言”，“考论虚实”。他后来做过几年郡功曹和州从事等小吏
官职，但常与上司意见不合，只好弃官回乡，居家教授，致力著作。晚年更
是“仕路隔远，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愉快”。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
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精神，在这种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有《讥俗》、《政务》、《养性书》和《论衡》等。
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从董仲舒一直到《白虎通义》的“儒学精神”都进行了
正面的抨击，对当时的教育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甚至对孔孟也提
出了质疑。他的著作《论衡》就是一部批判书，是一部反对虚妄，注重“实
论”，“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作”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充满了反叛精神，
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异书，不得传播。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其他都
散佚了。
王充对正宗儒学的叛逆精神以及不完全受孔孟支配的批判精神，是我国
古代学术史上的一种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他是继杨雄、桓谭之后，在我国
政治、哲学和教育领域内给予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以致命抨击的伟
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章太炎对王充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汉代一
①
人” 。
②王充的自然观和反对复古、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王充认为世界上最
根本的东西是元气，一切事物都是从混沌的元气中派生出来的。天地都是物
质性的，即所谓“溟涬濛澒，气未分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宇宙运动变化和事物的变化、生成都是自然的结果，并
非出于天意。他说：“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天气与地气交合就生出人和
万物来，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把天看
作有意识的最高主宰。他论证了“天”只是物体而已，天地就是自然，没有
感觉，没有意识。同时他也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认为的宇宙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