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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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意识的最高主宰。他论证了“天”只是物体而已，天地就是自然，没有
感觉，没有意识。同时他也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认为的宇宙万物都
是天意生成的观点，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
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的“气”的强弱、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
不是什么“天”的有意安排。他进一步地批评“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所谓的祸福皆由天决定的观点是虚
妄的。王充对于人格化的“天”和“天人感应”的批判，使皇权和“三纲五
① 《訄书·学变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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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名份关系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神学根据。
另外，王充也反对人死后变为鬼的观点。他说人和万物一样，“人有死
生，物亦有始终”。人由夫妇结合而生成。他指出“死人无知”，“人死而
精气灭，……形体朽”，假如说“人死有知”，也就是等于说“火灭复而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否定鬼的存
在而揭穿了“善恶报应”的欺人之说。
王充认为人的智愚同其祖先的贵贱并没有关系，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注重
门阀和世袭的思想。他举例说“鲧恶禹圣，叟玩舜神”，“孔墨祖愚，丘翟
圣贤”，因而“人无祖圣贤”。至于人有“才高见屈”，那是因为“遭时而
然”。因此，他说“士贵雅材而慎典，不因高据以显达”。
王充的自然观，从正面批判了神学观点和目的论的观点，批判了所谓“正
宗”思想，与此相密切配合的则是对复古思想的批判。他认为今人与古人气
禀相同，没有什么理由说古人胜于今人而去颂古非今，“奉天法古”。他说：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
无义之人，今有违节之士，……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
对“奉天法古”的所谓“正宗”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王充在反对复古的同时，又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他认为，汉在“百代
之上”，因为汉在以前朝代的后面，比过去要好，“固有郁郁之文者，在百
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王充的这种反对复古，
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也含有一种命定论的思想。他说：“世之治乱，
在时而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而不在教”，他过分强调了“时”与“数”
的关系，认为人生前途在于“机遇”，运在于“时数”，这都是非人力所能
及的。这种思想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③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王充针对“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
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之情况，竭力反对盲目崇
拜孔孟的思想，反对“信师是古”。提出“难孔”、“伐孔”的主张，他说：
“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
之说，何逆于理？”同时他又指出当时儒者对孔孟之德不能“极问”，没能
真正弄懂知识，只是一知半解，而要真正弄懂知识，必须要做到“极问”。
这对反对当时儒学神化的虚妄具有重大作用。
王充辛辣地讽刺当时只读一经，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说：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认为儒生“不览
古今”，便不能成为“通人”。他还对当时儒生教育的学用相违作了分析，
指出“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而使人学不能用，不能用其所学，尽其所
能。
④论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王充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的主张，
是以他的社会政治观和人性论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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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善可以变恶，恶亦可以变善，“久居单处，性必变易”。重要的是
在于教育和环境，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
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只要得
到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之性，无不可教之人，关键的是“教导”、“锻
炼”和“渐渍”。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他说：“譬犹练丝，
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
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
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
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他的这种思想，是对荀子的“蓬生麻中，不扶
①
而直，白纱在涅，与之俱黑” 思想的继承，强调教育的环境对人性善恶的
影响作用。
王充强调教育环境的作用，不只是“反性治性”，还要求达到“尽材成
德”，就是通过教育培养出“多闻博识”、“深知道术”的人。这种人“能
知大圣之事”，又能“晓细民之情”。他批评当时文吏教育“无篇章之诵，
不间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而已，勉赴权利”，看不起什么
学问也没有的文吏，说他们“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
尸位素餐者也”。王充将人才分为四种，“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
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第一类是“鸿儒”，能著书立说；第二类是文人，掌握知识者；第三类是通
人；第四类是儒生。儒生做教师，却只能“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而
不能应用，于社会是毫无用处的。王充认为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因
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王充提出这种
培养目标，也是他对于当时教育不满的一种表现，他反对当时只守一经讲授
章句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章句之生”，于社会是无益的。王
充提出的培养“深知道术”、“多闻博识”的能“知大圣”、“晓民性”的
鸿儒，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⑤知识论和教学思想。为了培养“尽材成德”的鸿儒等人才，王充非常
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强调“如无闻见，则无所
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可见，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见闻，来
源于经验。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只凭耳目的感性认识，认为要获得真知，必须
借助心意，“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要分析、研究、思考，这样才
能获得真知。如果只凭耳目，人们常会得到虚假的知识。他说，“夫以耳目
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
心意”。
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他反对知识的先验主义，
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强调必须学习。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
① 《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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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
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强调的学习内容，主要仍是
礼、乐，他认为“性情者，人之本也，礼乐所由生也，……性有卑谦辞让，
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
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可见，王充将礼、乐作为陶冶性情的手段。
然而，他认为“礼乐”必须以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让生
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
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也就是说，礼义与饮食相比，礼乐是
次要的，在人们饮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礼和乐的教育，即使
进行教育，也很难达到效果。
在教与学的方法上，王充主张“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即要质疑、
问难。他认为学习过程应以实际的效果来检查知识的真伪，要“订其真伪，
辩其虚实”，强调“有效”与“有证”，“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
不能一且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
在专一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精益求精和切磋琢磨的精神，他说：“骨曰切，
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
骨象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另外，王充也重视练习和实践。要“日是之，日
为之”，才能“狎习”，即达到熟练的程度。要是学到的知识不能应用，虽
①
博览群书，也只是“匿生书主人”，对社会是毫无用处的。
王充的学习论，强调“见问”、“开心意”、“有效”、“有证”，对
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对“正宗”的神学化儒学思想
作了批判。虽然他屈居乡曲，但他的批判精神及他在教育上贡献，在汉代教
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官学常处于一种兴废无常，甚至
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状态。东汉时期的“士族”发展到此时，已形成门阀贵族，
并由此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士族”集团。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可以世袭
为官。士族把持仕途，可以不经过学校学习而做官，因此他们不愿多办学校。
这是官学不能兴旺而日趋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皇室
与士族集团之间也有矛盾。士族崇尚玄学反对儒学礼法和繁琐的经学，而皇
室为了笼络更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维持其统治，需要利用学校来培植官
吏，也需要宣传儒家经学的伦理道德来巩固统治。所以仍制定了维护其统治
① 以上引文均见《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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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制度，创办了一些学校。
（1）国时期的学校
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儒道衰落，但仍继承两汉旧业，兴办了官学。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称魏王，第二年即于邺城南建造泮
宫，这是一所非正式的太学。东晋的瘐亮对于曹操的这一举措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他说：“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
①
然犹留心远览，大兴学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然而，这种非
正式的太学，虽有博士，但“无所教授，兵戎未■，人并在公，而学者少”
②。及至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始于黄初五年 （公元224年）正式于洛阳设
立太学。初入学的叫“门人”，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
一经的则被退学。这等于说“门人”还不是正式太学生，只有“弟子”才是
正式太学生。太学实行“五经”课试的办法，每过两年考一次。过二经的可
以补文学掌故，过三经的可以擢高第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则可为郎中，五
经全通的，则随才叙用。每次考试不合格的，允许下一次再考。这种考试制
度是继承了东汉恒帝永寿二年的课试办法。
曹魏的太学不论是教师（博士）还是学生（弟子），其质量都较差。博
①
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学多褊”。明帝时（公元227—236年）
高柔曾上书指出当时博士不足以“崇显儒术，帅励怠惰”，建议“宜随学行
②
优劣，待以不次之位，以劝学者” ，可见当时博士遴选不精，人们都“不
复尊以为师”。而太学生人数由最初的几百人增至后来的几千人，其中大部
③
分是为逃避服役而来，“冬去春来，岁岁如是”，而不是来专门求学的。
正始中 （公元240—249年），刘馥上书说：“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
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经，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学者虽
④
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可见官办太学的质量是很差的。
曹魏时期的地方官学自曹操掌政后实行，他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
诏令各郡国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秀者而教之。据《管辂
别传》记载，仅冀州地方官学中就有学生400多人。
蜀郡自汉时太守文翁首创郡学，教育已很发达。公元221年，刘备称帝
①
建立蜀国，“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他于是“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立太学，设立博士，在各州设置“典学从事”，总管一州的学校教育。当时
① 《宋书·志四》。
② 《通志》。
①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②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③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④ 《三国志·魏志·刘馥传》。
① 《三国志·许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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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有许慈、胡潜等，“典学从事”有尹默、谯周等。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下诏设立都讲祭
酒，以教学诸子。永安元年 （公元258年）景帝孙休下诏说：“古者建国，
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
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
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以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
②
就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