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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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国学博
②
士，徒有虚名而已” 。但文帝仍下诏令郡学立孔子庙宇，“定制每春秋二
仲行礼，每月旦祭酒领太学四门博士、助教及诸生，阶下拜孔揖颜。郡学则
③
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祀” ，成为以后州县立孔庙的开始，
对于进一步宣扬尊孔，起了很大作用。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诏
立“国子寺”置生讲学。“掌训教胄子，祭酒1人，领博士5人，助教10
人，学生72人。太学博士2人，助教20人，太学生200人。四门学博士20
①
人，助教20人，学生200人” 。然而这并没有得以全部实现，只是形式而
已。
北周明帝宇文毓酷爱学习，博览群书，公元559年立“麟趾学”，召集
公卿以下有文学才能者八十多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
以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共五百卷。周武帝也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他灭
佛教，又令各地荐举贤才，以儒学为第一。天和二年 （公元567年）除设太
学外，又设“露门学”、“虎门学”，这都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学校。建德三
① 《北史·儒林传》。
② 《北史·儒林传》。
③ 《阙里广志》卷三。
① 《隋书·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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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元574年）设“通道观”，这与“玄学馆”相类似。武帝时，文教大
振，学者向风，文教事业较为发达。
5。“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及对教育的影响
（1）“九品中正”制的产生
我国古代的取士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汉代的取士主要
由郡国察举，即所谓“乡举里选”。但这种制度后来也渐重门阀，失去地方
清议的用意。东汉时期，豪强大族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曹操在统一
北方的过程中，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依靠的就是一些士族集团的支持，如
许褚、任峻等，他的谋臣荀彧、郭嘉、陈群等，都出身于颍川士族。但在战
胜袁绍后，他就力矫汉末的弊政，取消士族豪强的特权，抑制士族势力的发
展，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才制度。这遭到了士族集团的激烈反对。曹丕
代汉称帝后，为了取得士族世家的支持，维持魏国的统治，于黄初元年（公
元220年）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制度，亦称九品官人法，是一种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选举制
度。它的办法是：司徒选择“德充才盛”、“贤有识鉴”的士族官员，依据
他们的籍贯，担任本州郡的大小中正官，大小中正官的职责是考察散处在各
地的本州本郡的士人，综合他们的门第和德才定出“品”和“状”。品分为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倘若“有
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下降之，
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定品虽也考虑德才，但主要是依据家世官位的
资历，即所谓“计资定品”。品虽分九等，但第一品是虚设，没有人能达到，
所以第二品实为最高品。“状”是根据士人的德才行为下一个一、二句的简
短评语。品和状写好后，“小中正品第的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
①
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 。
这种制度，虽把人才的选拔大权，从人地生疏的州郡守宰手中，转移到
熟悉地方、专管调动的中正手中，表面上似乎好些，但其流弊很多。由于中
正官都由“著姓士族”担任，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士族阶层内的人才。名
义上是“论人才论优劣”，实质则是“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导
致士族世家永远有升迁的机会，寒门中人士即使有才，也难以升迁。所以九
品中正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按门第高低的取士制度，是保证士族特权政治的产
物。从曹魏时期开始，这种制度历经两晋至南北朝，相沿达三百数十年之久。
直至隋朝开皇中，才由科举制所取代。
（2）“九品中正”制的演变和考试制度的加强
魏国除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外，仍沿用汉代郡国察举的办法，但与汉
① 《通典·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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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异的是孝廉须经考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曾令郡国“口满十万以
①
上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黄初三年又诏令“郡国所
②
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皆试列用” 。至太和二年（公元228
年）又令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可见魏代地方察举，已不只重德行而是
逐渐趋重考试了。可以说这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先声。
晋沿用魏的选士制度，凡吏部选官，必询问个人的籍贯和父祖官名，行
“九品中正”制的选士之法，选士为官之特权，完全为中正官所把持。
“九品中正”制愈来愈暴露出弊端，“中正任久，爱憎由己”。太康五
年 （公元284年），尚书仆射刘毅极论其失，力举此制有三难八损，三难是
“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八损主要有四点：“中正定
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
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一人之
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使是非之论，横于州里；嫌隙之仇，
结于大臣”；“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
人之首”；“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听顾惮，诸受枉者抱
怨结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他认为：“职名中正，
③
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 。因而他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度。
但是在士族把持朝政大权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晋代也承袭了汉魏察举选士的方法。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3年）诏
令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东晋成帝咸和六年 （公元331
年）和七年又两次诏举贤良。晋对于察举的孝廉和秀才，都要进行考试。考
试分两种：孝廉试经，限于“六经”；秀才试策，限于政论。东晋时，考试
的作用加强了。元帝初年，由于天下动荡，州郡所举的孝廉和秀才暂不行考
试。时局安定后，再行考试。凡是不合格的，即使是刺史、太守也要罢官。
自晋武帝太康年间起至东晋元帝太兴年间止，都采用了选士考试制度，这对
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政治局面极为动荡，选士制度大多承袭汉魏旧制，除察举
孝廉、秀才之外，仍采用“九品中正”制度，但其腐败性更甚于前。
南朝寒门与士族由于士庶区别日益严格，因而双方斗争也更趋激烈。寒
门想尽办法试图挤入士族行列，但遭到了士族的坚决反对。但刘宋王朝替寒
门开了一条挤入士族之列的方便之路，规定只要在户籍上取得免除征役的资
格，便可算作士族。以致“厚结姻缘，奔驰造请”的风气日趋严重。武帝还
诏定州郡岁举孝廉、秀才，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之制。但流弊太甚，滥竽充
数，作伪入仕的现象时有发生。故孝建元年 （公元454年）下诏限制四方孝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②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③ 《晋书·刘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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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非才勿举”，否则“遣还田里，加以禁锢”。
齐朝沿袭宋制，规定秀才被举后，要以五问策试。五问都佳者为上，四
三佳者为中，二佳者为下，而只能回答一问的，则不予授官。但由于受“九
品中正”制选官的影响，乡举里选，也不重人才，而注重胄籍，致使“奔竞
①
之风盛行，察举徒成具文而已” 。
梁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年龄达到25岁才可做官，年至三十而
一经未通者不得为官。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诏令“州置州重，郡置
郡崇，乡置乡豪，专典搜荐”。另外又制定“九流常选”的制度，设立许多
文武官名，按门第高低和势力大小来分配官品。八年又规定，只要能通一经
的，不论社会地位都可以参加考试，随才录用。这有利于寒门进入仕途。梁
朝的选士，除秀才外，还有明经、高策，考试的趋向也更加显著。
陈朝依梁制，凡年未满三十，不得入仕，但经学生策试得第者，年龄不
限。陈选士也有秀才、明经、高策等科。陈后主因喜欢文辞，所以策试中文
辞好的则特别嘉奖，这对后代以文辞取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影响。
北朝的北魏，仍沿用“九品中正”制取士，“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
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以后由于中正不
能尽得其人，或有庸鄙者操铨核之权，而选叙从此紊乱。于是宣武帝正始元
年（公元504年）罢免中正，另外采取官员五人担保制，要是官员无人担保，
则要被去职。
北朝的几代同样注重考试。但由于选士越多，弊端也就越多，导致官少
人多。北魏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种“停年格”的办法：不论贤愚，
须轮流做官，以停的年月久者先做官。北齐的皇帝常常在朝堂策问孝廉和秀
才。如果回答中字有脱误的，则要站在席后；要是书写太差的，则要罚饮墨
水一升；倘若文不对题，则要夺去座位和脱下佩刀。北周武帝适应寒门势力
上升的趋势，采取“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选举政策，取消门第的限制，
建德六年 （公元577年）下诏山东各州，推荐明经干理者上县6人，中县5
人，下县4人。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下诏令各州高才博学者为秀才，
郡推举明经且道行高的做孝廉。科举的胚胎渐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不外由公府辟召，郡国察举，曹掾积升，世胄
承袭以及学校出身等途径，但都要经过中正官品其等第才能授官。这样，取
士大权就操纵在士族手中，引起皇帝与寒门的不满。一些皇帝曾下令停止这
种办法，积极采用考试以扩大皇帝取士的权力，但由于中正取士制度是与士
族制度相适应的，因而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士族制
度的崩溃，皇权的加强，中正取士制也随之衰落，考试制度逐渐取得了主要
地位。
（3）“九品中正”制对教育的影响
①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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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学校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而取士制度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
这反映出取士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校培养人才是养士，养士
是取士的一条途径，这就使得取士制度对教育有着制约作用。学校的培养目
标无形中便以取士的标准为目标，取士考试的内容便成了学校的教学内容。
西周时期，并无单独的取士制度，取士统属于学校。到了西汉，太学的
学生学成后，择其优固然可以进入仕途，但其范围狭小。而地方官学培养的
学生，又因种种关系，能进入仕途的机会也很少。同时因为私学的发展，名
儒教授的私徒大大超过官学学生的数量，如果让他们留在下层，会成为一种
隐患的政治势力。所以必须有一种取士的制度来调剂。这样，学校的教育制
度与取士制度开始并存，取士的范围与功用，远远超过了学校教育。东汉以
来，选举取士渐渐注重考试经术，选士的标准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相吻合。这
不仅仅促进了经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然而发展到东汉末
期，取士中的清议逐渐失去了作用，而阀阅的势力在取士中的影响逐渐增
加。这就使得学校出身的一般知识分子的仕途发生困难，阻碍了学校教育的
发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产生以后，取士的大权操纵于
著姓大族，造成“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情况，因
而形成一种厚结门第，奔走请托的坏风气，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坏的影响。由
于“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高门子弟有做大官的特权，他们大多谈论虚玄，
不肯用心学习经术。导致这个时期公卿懂经术的很少，即算学习一点经术，
也是为了谈玄所用。学校教育也因此而废弛很多。但由于取士要考试经术，
对教育仍具有促进作用，使得学校教育得以维持下来，但已大不如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玄学、儒学和道教先后占有雄厚的实力，经学处
于落魄的状况，但统治阶级仍要依靠经学来维持其统治，因而经术成为考试
的唯一内容。这也使得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仍以经术为唯一的教学内容。尽
管经学依然存在，但这个时期的经学已非昔时汉代的经学，而是一种儒玄经
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历魏晋时期特别是经过永嘉之乱后，已逐渐废绝，代
之而起的是古文经学。随着玄学的兴起，产生了玄学化的经学。玄学大师何
晏注《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以玄注经，开魏晋新经学之先河。西
晋流行的王肃的经学，有融合经学和玄学研究的旨趣。东晋时郑玄的经学占
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尽管经学的根底仍是古文经学，但已汇入了玄学的思
想，博采众说，打破了师法。这种新的学风支配了这一时期的考试和学校教
育的内容。而“九品中正”取士制度的实行则对这种学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引起了学校设置学官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6。玄学家和儒学家的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无常，统治阶级思想情绪转趋悲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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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开始的研习老庄的风气，到魏晋便发展为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