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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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这就是他认为的“借众术之共
长成生也”的观点。在《极言》中，葛洪引经据典，说明“伤身以不伤为本”
的道理。他列举了伤身的种种情况，如“才所不逮，而因思之”；“力所不
胜，而强举之”；还有“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
谈言笑”、“寝息失时”、“沈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等
等。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葛洪认为养生之法应包括“唾不
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致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
① 《后汉书·方士列传》。
② 《千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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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
甚劳甚逸，不欲 （起早）起晚”；“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
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等等。他的这些思想与《内经》等医典中阐明的原
理是相吻合的。
在养生理论中，葛洪特别注重导引的应用。他主张导引“疗未患之患，
①
通不和之气” ，明确指出导引的目的。他记载了熊经、鸟伸、龙导、虎引、
龟咽、燕飞、蛇屈、猿踞、兔惊、天俯、地仰等多种导引术式，反映出晋代
又出现了许多仿生术式的导引名目。对于导引的行气，他认为“善行气者，
内以养生，外以却恶”，指出了正确行气的双重作用。行气有多种方法，如
咽气法、守一法、内视法、反听法、数息法、叩齿法等等，但主要的是用“胎
息法”，他说：“行气有数焉，……其大要者，胎息而已。”他详细指出了
“胎息法”的运用。他说：“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
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行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
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
②
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这在导引理论上是第一次详
细指出“胎息法”的应用。如果练习了，就可以“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胎胞
之中”。当然，不用鼻口呼吸难免夸张，但以口鼻作细微而匀长的深吸气，
再尽量闭气不出，然后徐徐吐出，则是完全可以的。葛洪还特别注重导引应
用的实效，反对当时存在的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他说：“夫导引不在立名，
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
③
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 。这一观点，为后世许多医家和
养生家所汲取，对于导引的普及有很大作用。
在葛洪时代，有关导引的养生著述很多，如《导引经》、《观卧引图》、
《食六气经》、《胎息经》、《内视经》等等，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导引非常
繁荣。
南北朝时期导引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
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思想家。著有《本草
经集注》、《陶氏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并撰写了《养生延命录》和《导引
养生图》等养生专著。
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
于养生，乃无损于后患诸本”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保存了古代大量导引资料，
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导引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专集。书中总结了前人十二种调
气法；列举出“吹、呼、嘘、呵、唏、咽”六字运气法。同时介绍了《导引
经》七势 （即啄齿、漱唾、呼吸、活四肢、熨眼、按目等）和按摩八法（包
① 《微旨》。
② 《微旨》。
③ 《别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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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坚齿、熨目、挼目、抬发、摩面、摩身等）以及形体运动八势（包括两臂
伸直、两手前推、左右开弓、单手托天、两手前筑等）。另外，还提到了以
盐沫揩齿、以温盐汤洗目和以冷水洗脸的作用。同时，《养生延命录》对“五
禽戏”动作作了文字说明。书中记载：“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三
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
引项反顾，左三右三，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
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 （各七）；猿戏者：攀物
自悬，伸缩身体，上下各七。以脚拘物自悬，手钩却立，按颈左右七；鸟戏
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
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这是关于“五禽戏”动作迄今所见的最早的文
字说明。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及宗教的影响，导引从消极方面形成了一股
“养生”热潮，对导引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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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西文化交流及教育差异
1。新的综合：中西文化交流
古代后期，尽管各国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如同
天体在各自的轨道中，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在各自的体系中运转。但作为
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总表现的文化，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
的，它不仅可以消化本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且在不断地吸收、影响异域各民
族的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
古罗马，尽管分处地球的东西，但它们在创造各自文化的同时，也在克服困
难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一直引人注
目，迄今依然孕育着迷人的魅力，鼓舞人们进行探索。
提起古罗马与当时中国的文化交流，自然会使人遐想到驰名中外的“丝
绸之路”。“丝绸之路”始自长安（西安）、西至大秦（古罗马）。“丝绸
之路”分为南北两条大道。南路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
于阗（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
部）、大夏 （土库曼斯坦国境一带）、安息 （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
支 （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
车师前王庭（即高冒，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硫勒（喀什）等地，越
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
兹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路线为当时经济
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是一条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罗马各国经济文化交
流的友谊之路。
当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长期被封锁在黄河流域狭隘世界的汉人，
一夜之间好像醒了过来。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有开化的戎狄、崛起的国家，
而且还有可爱的牧群、甘甜的葡萄、无数的金银。那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他们的一切，对汉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从此，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
节，相望于道。他们携带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沿着张骞的足迹，由长安
而西出阳关，把中国的特产、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于是，西汉帝国的
声威，便广蔽于中亚乃至罗马的文明中心了。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
照射在天山南北，而且照射在黑海、里海之南，与西欧文明的光辉交织在一
起。随着商旅、使者、牧人、传教士的足迹，遥远的东西方文化，像一见钟
情的恋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了。
尽管此时罗马正在远征埃及，战马在金字塔下嘶鸣，与汉帝国没有直接
的交流。但此时古希腊人已把他们的优美文化播撒在中亚细亚的原野上，而
吸收希腊文化成果的中亚游牧民族与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已进入热潮。汉武帝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占领波斯、建立安息政权的阿萨息斯人，作为
罗马与汉朝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派使者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驼鸟蛋）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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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幻术家。当这第一批未留姓名的罗马艺术家踏上“丝国”之土时，汉武帝
心花怒放，并马上在长安平乐观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酒池肉林，举
行了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上，中国艺人表演了精采的“扛鼎”
（似今天的耍坛子）、“戏车”、“角抵”等体育项目；罗马幻术家也表演
了“鱼龙曼衍”、“海中砀极”、“吞刀吐火”、“自缚自解”等幻术；缅
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惊险的“都卢寻橦”（爬竿）、“水人弄蛇”。
于是中外乐舞百戏，推陈出新、蔚为壮观。这次盛大演出，向外国不同肤色
的观众展示了汉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次盛
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起点。
经过这次文化大交流，使汉文化艺术融合了异域文化，且以此为起点，
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并以其那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
文化艺术之林，与罗马文化并驾齐驱。
虽然这次文化交流，作为体现罗马强大思想的产物、并受到城市自由民
欢迎的广场、凯旋门、圆剧场之类的建筑艺术，尚未传入中土，但汉代其它
文化艺术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传世的西汉铜镜饰纹，如蟠螭镜、星云
镜、内连弧纹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作
为希腊—罗马式的毛织物或编织毛织物的技巧已经传入，这种毛织物已在塔
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发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对此作了描述：“装饰
的织物中，精制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 ‘希腊罗马式’的，
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
说明”。因为在地毯上，“有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土’的头部，
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很奇怪地反映出中国同西方美术混合的影响”，“在这
块地毯上，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很明白地是 ‘希腊罗马式’的，但花纹中
有着附翼的马的图案，这又是中国汉代雕刻中所常见的。”在楼兰，也曾发
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罗马式”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这些说明汉代的
纺织物或丝织品上的绘画图案明显受到希腊—罗马绘画艺术的影响。
古代西方将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或“制丝的人”，屡见
于西方古籍，曾沿用了好几个世纪。据考“塞里斯”一词，系从古希腊人“塞
尔”（ser，意为“丝”）转来。原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就已名扬海外。那时的希腊人，就已经用“塞里斯”来称呼中国。这说
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便已经传入了欧洲。张骞通西域
后，进一步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中国丝绸被大量运销至以罗马为中
心的地中海各国，“丝国”的称呼就更为广泛流传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
博物学家普林尼 （公元23—79年）在其名著《自然史》中写道：“中国产
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
极点”，并说：“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公元2世纪
时，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90—168年）在他所著《地理》一书
中，也曾几次提到马其顿商人，经由大夏“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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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贩运、经营中国丝绸，是当时中亚以至地中海诸国的一项重要商业
活动。
中国丝绸的西运，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华丽、轻柔的
丝绸传入欧洲后，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价比黄金。最初，即使在欧洲政
治、经济中心的罗马，也只有少数贵族妇女穿着，以示炫耀。据说在罗马共
和国末期，有一次连凯撒穿着绸袍看戏，都被当时人非议，认为过分奢侈。
罗马帝国初期的统治者提比里乌斯为了防止罗马货币的外流，曾以奢华为理
由，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衣，但没有成功，丝绸的服装还是愈来
愈广泛。到4世纪初，罗马帝国首都东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后，丝绸已
成为罗马人的主要衣料。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奴斯谈到中国丝绸
时说：“昔者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
夫皂卒，莫不衣之矣”。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的发展、传播，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固性，它与政
权的强弱并不都保持均衡状态。当西汉政权处于黄昏之时，罗马屋大维已击
败政敌，戴上了奥古斯都的桂冠，建立元首政治，并创帝国新局面。奥古斯
都奖励文化，提倡教育，罗致文人的措施，引起东方人的仰慕。罗马史家佛
罗鲁斯之《史记》，在讴歌奥古斯都皇帝功德时，曾提及中国、印度的使节，
①
不远万里，历经四年之久，至罗马朝见奥古斯都，“奉献珍珠宝石及象”。
东汉时代，汉王朝依然是威震四邻，声名远播，令人侧目的国家。西方
的罗马帝国也在地中海西岸掀起巨大的浪潮，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
帝国。光彩夺目的丝绸衣服、举止温厚的“塞里斯”人，早已闻名地中海两
岸，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也急欲与汉帝国交往，希望打开双方直接交往的大
②
门，“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
公元1世纪末，当罗马帝国图拉真尚未即位之时，东汉帝国的使节班超
出使西域。他派副使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出使罗马，足迹抵
达条支，远至波斯湾头，但阻于战火，壮志未酬，只好怅然回国。但中西交
流并未中断。安帝永宁元年 （公元120年）十二日，掸国（今缅甸）王雍由
调派使入汉献乐及罗 艺术家。次年元旦佳节，罗马艺术家在京都洛阳献
艺，表演了“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跳十二丸”等幻术节
目，博得了汉君臣的喝彩。四十余年后，罗马皇帝安东尼（中国正史称安敦）
遣使经几年的长途跋涉，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由海道经越南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