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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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
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
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
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
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
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
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
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
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
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
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
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
歆与博士们 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专守残，
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
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
倡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
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
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
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
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
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
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
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
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
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衰落以后，传之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训诂》，其
他的均已失传。清道光帝之后，今文经学曾一度死灰复燃，今文经学的最后
一位大师是康有为。两位大师死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就划上了句
① 《汉书·儒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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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独尊儒术”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是重定选士标准，选举中考试经
术的成分逐渐加强，走为官之道必须学经术。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之士，要亲自策问。其间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西汉的孝廉不必
考试，而到东汉实行“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笺奏”的考试制度，孝廉便要
考经术了。西汉已有明经一科，但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85年）令郡
国岁贡明经之后，明经始盛，这更明显表现了以经术取士的倾向。但总的说
来，汉代实行的仍是一种察举制度。
另外，“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尊孔。汉高祖十二年
到山东，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两汉皇帝常常亲自至山东祭祀孔子。自元
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
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
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 （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
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
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
而动摇。
2。两汉的学校
（1）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鸿都门
学”与“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郡国学”，另外还有“校”、“庠”、
“序”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
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
①
之仪，明父子之义” ，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
②
之道” 。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
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
①
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
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
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① 《道基篇》。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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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开阳门
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
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 （公元58—75年），亦
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冠
②
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 ，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
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
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106—125年），
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
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 （公元131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
重修校舍，并扩建240栋，共1850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
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
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博士”。“博士”最早见于战国，
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
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
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
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
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
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
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
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
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
《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五经”为“法定”的经典，儒家便垄断
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作经师”，以传授经学为业。博
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
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
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
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定了选用标准：“古之立太学，将
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
①
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
者必须写“保举状”，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
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
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
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 《汉书·成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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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
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
讲的经说，这便成了“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师法”的传授，难免拘于
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家法”。皮锡
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
者衍其流。”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
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
子更为章句，发展有“颜氏公羊”、“严氏公羊”，这便是家法。因此，“师
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
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
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
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
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
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但
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
奇炫博，大加解释，“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①，尤其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
②
古’三万言” 。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
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为“弟子”，东汉时
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
式招收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
选送的，“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
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
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
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
的儿童，虽未满18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
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
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
到1000人；成帝末期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
4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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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
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
经，年50以上、70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600石之官，统让子
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3万人。短短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50人增至3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太学的教材都是明经。在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五经不仅是学习
的材料，而且是策士铨材的标准，并立为学官。汉武帝时设置博士，共《诗》、
《书》、《礼》、《易》、《春秋》五家。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
家。西汉末年将《易》分为四家，《书》分为三家，《仪礼》分二家，《春
秋公羊传》分二家，共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汉代的太学很注重考试，董仲舒在对策之中就建议太学“数考问以尽其
材”。《学记》中也说古代太学每两年考试一次，七年考试及格的叫“小成”，
九年考试及格的叫“大成”。汉代实行考试主要是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不采
取考试的办法，就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考试既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
好坏，又能督促学生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尊重老师，严守师法和家法。
当时考试的办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具体方法是
由主考官提出问题，“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办法与现在的抽签考试
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
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