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相映生辉-外国文学与艺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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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沃里克郡艾冯河畔一座名叫斯特拉特福的小城，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富裕市民，还担任过地方政府的好几个职务。莎士比亚六、七岁时，同本城其他富裕市民的子第一样，免费进入城内的文法学校，先学拉丁文法，然后学习逻辑、修辞、演说、历史，进而阅读古典文学，主要是古代罗马文学。在这里他接触并爱上了奥维德　（罗马著名诗人）及维吉尔的诗歌。普劳图斯（罗马著名喜剧作家）的喜剧和塞内加（罗马悲剧作家）的悲剧。当然，《圣经》也是他必修的科目。莎士比亚虽然只念过几年书，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学知识基础。莎士比亚十五、六岁时，家境开始困难起来，他只得中途停学，回家帮助父亲料理生意。大约在1587年前后，年轻的莎士比亚不满足于小城市单调乏味的生活，渴望到首都闯一闯，一展个人抱负，于是只身来到伦敦。

　　由于他既没有上过大学，在伦敦也无任何靠山，想在宫廷找到差使是不可能的。于是，通过一个同乡的介绍，他在剧团里找到了工作。起初做马夫，专在剧院门口侍候看戏的绅士，后来当上了一名雇佣演员。他一面勤学苦练演戏的本领，一面又打打杂，还利用工作余暇去观摩其他剧团的演出。一年之后，他开始为剧团改编旧剧本和修改其他剧作家的剧本。当时的剧院几乎每天要更换剧目，受欢迎的戏隔一定时间就要重演；而不受欢迎的戏，常常只公演一次便被取消，因此剧团对于剧本的需要非常迫切。由于这种需要，莎士比亚不久就独自编写起剧本来。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正是女王伊利莎白统治的鼎盛时期。英国自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大大增强，因而国力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而且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社会矛盾尚未激化。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他的大部分十四行诗和两首长诗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但是，他主要的作品还是戏剧。有历史剧十部，如《查理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约翰王》等；有喜剧九部，代表作为《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还有《罗密欧与米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著名作品。

　　第二时期（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伊利莎白统治末年，王权发生了危机，封建势力觊觎王位，跃跃欲试。王权同资产阶级联盟分裂。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宣扬君权神授，迫害清教徒，与国会决裂，宫廷权贵生活奢侈。同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的贫富对立日趋尖锐，圈地运动引爆了农民起义。这一切，使当时的剧作家，包括莎士比亚，从对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歌颂转而对现实进行严峻的批判，因而喜剧创作退居次要地位，悲剧创作成为主导。这一时期他共创作了十一个剧本，最著名的是《哈姆莱特》、《奥塞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斯》等四大悲剧。

　　第三时期（1608——1613）。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与王权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加难以弥合。专横的王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侈，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氓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出现了一股颓废潮流。莎士比亚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了神话剧的创作。共有《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亨利八世》等六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剧本。

　　历史剧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他是为探求国家民族的统一而写历史剧的。写历史剧是当时许多剧作家的风尚，这既是战胜西班牙所激起的爱国情绪的表现，也反映了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人文主义作家对民族历史和前途的关注。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的创作中，批评了那些软弱无能、无力保卫和统一国家的君王，也歌颂了理想的君王。但他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把再现历史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密起来，即通过历史的题材表现现实的要求和愿望。

　　莎士比亚的喜剧则是对人文主义生活理想的热情歌颂。其中心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重点是描写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而与封建意识、家长制法律以及各种自私欺骗行为进行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莎士比亚的喜剧充满了乐观情绪，富有生气勃勃的特色。剧中故事都发生在明朗的阳光普照之下，中世纪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喜剧肯定了愉快的生活，歌颂了人文主义生活原则对于封建道德、封建偏见的胜利，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气息。

　　莎士比亚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他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但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了作者本人的理想。他笔下的正面主人公都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势力虽然最后能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

　　莎士比亚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的戏剧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他的创作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他认为文学艺术的描写对象是“人生”、“时代”，文学艺术就是要如实地再现这个“人生”和“时代”。而这个原则，莎士比亚又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对欧洲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人物刻画方面的成就。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以鲜明的个性来显示丰富的社会内容。他的戏剧艺术表现自然，不受任何清规戒律限制，内容上是崇高与卑下、可笑与可怕、英雄与丑角的奇妙混合。时间没有限制，地点可以随便转移，同时，打破各种戏剧界限，把笑剧、闹剧、风俗喜剧、传奇剧、悲剧等因素融汇在一起，一切都服从于生活描写和性格表现的需要。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丰富而且形象。他的剧作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并结合有散文、有韵诗句和抒情歌谣，特别是把人民的谚语、俗语、民歌等都引进了戏剧舞台，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英国的民族语言。

　　最后让我们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一段有名的话来结束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位文学艺术大师的介绍吧：“想想看，如果他们（指外国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是愿意抛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你们的莎士比亚；是宁愿从没有过任何印度帝国呢，还是从没有过莎士比亚？确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就我们说来，难道我们不是只能这样回答：有印度帝国也好，没有印度帝国也好，我们却不能不要莎士比亚！”

　　莫里哀和　《伪君子》

　　莫里哀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和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一生献身于戏剧事业，为法国，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莫里哀（1622——1673）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是他的艺名。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巴黎室内陈设商，供应皇宫陈设，买得“国王侍从”的称号。莫里哀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校学习名列前茅。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大学攻读法律，以便将来当官晋爵。可是莫里哀却对此不感兴趣，便违抗父命，选择了戏剧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他不仅投身于被人称之为“下等人”干的行业，而且和喜剧班子中一位年轻的女“戏子”谈恋爱。于是父子间发生了尖锐冲突，从此莫里哀走出家门不回头。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组织了一个“光耀剧团”。由于缺乏各方面的经验，结果营业惨淡，负债累累。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因而被捕入狱。还是他的父亲替他还了债，他才只受了几天的囹圄之苦。于是，他同戏班子仅留存下来的四个人一起，于1645年离开首都到外省闯荡。他们走遍了法国，长期深入生活，经常和地方官绅打交道，并接触到社会下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1652年，他成了光耀剧团的团长，带领剧团在外省巡回演出，一干就是十二年。其间，他既是团长，又是演员。既担任导演，又编写剧本，身兼数职，可谓十足的“戏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外省编写的喜剧《多情的医生》1658年在巴黎卢佛宫演出时，旗开得胜，一举成名，法王路易十四要他的剧团留在京城。

　　莫里哀一生创作的喜剧约有三十个　（其中不少已经失传），主要的有：《可笑的女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太太学堂的批评》、《凡尔赛宫即兴》、（伪君子》、《女学者》、《堂·璜》、《愤世嫉俗》、《屈打成医》、《吝啬鬼》、《乔治·唐丹》、《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和《无病找病》等。其中《伪君子》是英里哀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

　　达尔杜弗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成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碎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教导”，奥尔贡说，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光而无动于衷。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已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秘密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只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心灵。

　　《伪君子》的结构十分精巧，严整紧凑，特别是它的开场，别具匠心。几百年来，历代名家竞相赞颂，被誉为“伟大的开场！”其次，莫里哀善于把各种戏剧因素融汇在一起。闹剧因素增加了戏剧的滑稽的情趣；传奇喜剧因素加强了戏剧性和紧张性；风俗喜剧因素浓化了戏剧的生活气息；悲剧因素使剧情发展更为紧张，矛盾更为尖锐，因而把伪善的凶恶本质和社会恶果暴露得更为突出。在《伪君子》中，莫里哀就这样把民间闹剧、传奇喜剧、风俗喜剧和悲剧诸因素熔于一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使这部喜剧的艺术特色达到了无懈可击的高度。

　　《伪君子》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教会。触及了“天堂”和尘世的统治者的痛处，这就是《伪君子》成为不朽之作，具有着深厚人民性的本质所在。

　　德国的莎士比亚——歌德

　　在德国文学史上，歌德和席勒是公认的两根擎天巨柱。他们共同开创了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使德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有人把歌德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这种称谓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位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以他毕生的精力，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德意志民族语言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德意志文化、乃至欧洲文化中后来的那些生机盎然，如清泉喷涌的作品，大多是在他的孕育下出现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母亲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所以，歌德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从小就享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语言才能得力于他的父亲，因为父亲先后为他请了好几位家庭教师；而文学上的启蒙教育则归功于他的母亲，因为她生性乐观，说话和气，特别善于讲故事。幼年的歌德经常倚坐在母亲的身旁，听她讲述一些优美的童话，这些童话打开了歌德的思路，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因而使他成了一个早熟的孩子，加上他聪颖好学，很早就学会了拉丁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和英文。歌德八岁时，曾给外祖父母写过一首诗，十一岁时，又根据神话编写过一个剧本。

　　歌德十六岁那年，告别家乡去莱比锡大学学习。他父亲满指望他能像自己一样也读个法学博士，可歌德对法律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渴望成为一个诗人，于是改学文学。他曾因病中途退学，病愈后又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上学。在斯特拉斯堡，歌德结识了许多朋友，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他年长五岁的赫尔德。这位当时在德国文学界已经很有名气的文艺理论家给正在觉醒的歌德打开了眼界，使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赫尔德向他介绍了民歌、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创作上一扫过去陈规旧习的清新之风，使歌德耳目一新。

　　歌德虽然在斯特拉斯堡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从事律师工作。狂飙突进时期，他朝气蓬勃地擂响了这场运动的战鼓，一支铁笔直指腐朽的封建统治，接连写下了许多作品。如诗剧　《普罗米修斯》、剧本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书信小说《小年维特的烦恼》等。这些作品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内容都是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艺术形式上则打破了旧的传统。它们无情揭露了那行将衰亡的封建社会里形形色色的腐朽、丑恶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1775年，年轻的魏玛公爵出于对诗人才华的敬仰，执意邀请歌德到他的公园里当大臣，歌德推辞不下，竟然在魏玛的官场里混了十年。在这期间，他的创作虽然微乎其微，只写过一些短小的抒情诗，如《浪游人的夜歌》等，但这些作品却是世界抒情诗中的珍珠，表达了他个人情感与自然界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1786年秋，歌德毅然决定改名换姓，不辞而别，悄悄地只身离开魏玛，前往他向往已久的意大利。他去意大利的目的，就是要摆脱魏玛宫廷的贵族生活，想在艺术和自然中获得新生。意大利是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他在那里接触了古典文学艺术，使他的艺术观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那里，他创作了《伊菲格尼》和《哀格蒙特》两个剧本。两年之后他又回到了魏玛，但是，他不想再作一个政治活动家，而要作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从1794年秋到1805年春，歌德同席勒进行了十年卓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