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你懂日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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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对方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暴增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记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有志侦察与反侦察的双方参考。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第11节：什么都来排个榜（2）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种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省略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做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20世纪70—80年代，对华好感的日本民众比率则一般在70％~80％之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不久，美国民间机构PewResearchCenter公布了一个在日民调，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日本民众为21％，厌恶的则高达69％，是在24个候选国家中印象最差的。同年，日本内阁省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2007年再度下降，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最低点。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参照。
第12节：“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世人皆知日本人长寿，其实，心理层面的“拒老”和他们依然忘我的频繁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吧。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时弃老，有时溺婴。
据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亦曾经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18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至少在东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着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捺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老人驾车，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统计中，死亡的驾车者四成多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09年6月，新的道路交通法施行，要求75岁以上的老人在更新驾照时必须做包括观察力、反应灵敏度等内容的体检。尽管如此，若看到满头银发的司机，还是小心点为好。
不过，日本老人的这种“元气”（健康），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当代日本社会仍盛行的弃老之风。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赡养，自然要继续打拼或自我照顾。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看护产业。日本舆论一直在说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是长期的焦点话题。根据日本政府每五年一次的“国势调查”，2005年一人独自生活的老人家庭高达386万个。他们当然不是都没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过着独立的家庭生活，来往有限。在经济上，老人如果没有资产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积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业。
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一位刚满百岁的老妇，她还守着自己开的一个杂货店，每天上货记账。百岁生日这天，子女们没有人来看望，只有远在外地的孙子打了个电话：“要加油啊！”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场景怕是不可思议吧。
第13节：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件，几乎占到了一半。亲人相残的现象，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议论。新上台的民主党政权中，以放言无忌著称的金融财政大臣龟井静香语出惊人，把此类案件的增多归罪于日本的大企业“人情味渐渐淡薄”的文化，直指经团联对此负有责任，遭来了经济界的一片反弹。不过，曾任警察高官的龟井不肯收回他的此番言论。
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影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若真的想栽赃，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内容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件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轰动一时。一件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1997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其实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儿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国，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暴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肇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频发的根源。
第14节：不可忽视的暗战（1）
不可忽视的暗战
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萨殊利讲过一个中日高铁谈判过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当，一位日本专家悄声对他说：刚才那位是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讲话不方便。
高铁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商业与技术合作，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试图监控谈判过程的立场。事实上，对于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日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警觉。表面上的“友好”说辞，并不足以掩盖其内心的戒惧。谁要是信以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厅的白皮书有很清楚的立场。《公安维持与灾害对策》（日语中的“公安”一词大体等于汉语的“国家安全”）一篇里，第五节题为《对日有害活动的动向和对策》，列举了几项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要点。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鲜莫属，其次就是中国。白皮书说中国利用派遣留学生、交流研究人员等手段，“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收集情报”，日方对此类“（违法行为）要给予严正取缔”。
第15节：不可忽视的暗战（2）
其实，“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收集情报”，是日本同样针对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会不时接到日本有关部门人士的邀请，有礼貌地请“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一位从事科技研究、又任职于侨团的中国人说，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门口等他下班，就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诱惑或哄骗之下，有的中国人成了对方的帮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很重视中国西南的核研究及军工产业状况。于是，在电视台的直播间，日本主持人请来一位身材肥硕的中国妇女打电话给绵阳某单位，据说那个号码属于机密的某核研究机构。妇人得令，当即拨通了号码，中方没说什么就挂断了，她还似乎因没有完成任务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开发行的白皮书，提醒着日本公众注意中国的“对日工作”危险，却当然不会提及日本的“对华工作”。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舆论说他们是“测绘”，好像仅仅是行万里路的地理爱好者罢了。这种巧舌如簧在白皮书里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把右翼声援藏独、阻挠长野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首脑访日的种种活动都归在了“和平运动”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现场，我都曾亲见。特别是在长野，穿着二战旧式军装的男子振臂高呼：“杀死中国人！”在他们挑起的拳脚冲突中，有中国留学生流血受伤。原来这一切皆属于“和平运动”，教人不禁哑然。
我提起这些并不带半点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实话实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客观状态。“世代友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口号毕竟是口号，真相到底如何心里必须清楚。虽然日本人总被指责虚伪不实（这可是有传统的，《旧唐书》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不以实对”），但警察厅的这本白皮书倒蛮坦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好面子，好话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飘飘然当真，所以正视这种坦诚很有必要。
白皮书统计了2008年日本右翼组织针对外国的敌视活动，按国别区分的话，矛头指向中国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动员了10000余人和2500多辆汽车，远远领先于对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规模。警察厅的说法是北京奥运等因素使然，但实际上，这折射出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