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你懂日本-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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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精神空虚。进了名校或大企业，有了财富和地位，物质生活的满足可能会让人对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越发迷惘满怀疑虑。这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并因而转向了对心灵的进一步追问和探寻。这个过程未必是简便顺利的，有时甚至意味着灵魂的痛苦拷问与煎熬。不过，日本人或许有点例外，因为其特点是内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艰难挣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里着重强调的有趣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她指出，有的日军士卒在被俘前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后却能完全扭转，俨然变成帮助盟军的“模范士兵”。本尼迪克特说这些日本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实际上，前述的信众们与之近似，才会轻易地被一种新兴宗教的玄谈灌了顶。

　　多嘴几句，日本一些新兴宗教一直想在中国拓展“事业”，如“幸福的科学”就以授权出版“日本畅销书”的方式，推销大川隆法的“哲思”。有兴趣者不妨看看中国新世界出版社的《常胜思考》（大川隆法著），据称是“引领人生走向成功与幸福必备的一本书……给予了中国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甚至是人生上的建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学术“超女”于丹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庄子的心》，出版社正是“幸福的科学”，翻译者是在日本的“孔子直系子孙”。这世界是不是很奇妙啊？


第36节：日本人的“型”文化（1）



　　日本人的“型”文化

　　日本社会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企业“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力排众议，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又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带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之关联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学说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收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第37节：日本人的“型”文化（2）


　　“型”——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灶台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

　　“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确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消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500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过一些日本的财经、企管、经营类书籍，常常闪烁着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赫赫大名。可是，我觉得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些有关日本“超强”中小企业的著作，他们的成功经验有更大的借鉴启发意义。在我居住的琦玉县，有家极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资本金500万日元（30余万人民币），从业人员六名，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铅球制造者。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以来，历届奥运会铅球项目金银铜牌得主全部指定使用该企业的制品。这间小小的有限会社，又何尝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山田洋次导演的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第38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1）


　　Part2

　　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

　　我们或许都曾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过日本，也读过一些“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一类的文字，但是，大部分的书多半不会有助于对日本、日本人的客观认知，有时甚至会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因为，太多的人习惯暗自迎合国人的心理，以一种猎奇甚或揶揄的态度审视日本，或是故意强化了其中的某一点。

　　遵纪、守时、严谨、细致、勤奋、敬业、居安思危、善于学习……这是日本；欺软怕硬、跟风、两面三刀、不近人情……这也是日本。走近她，了解她，还原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

　　服务之多寡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2009年8月15日，谢幕在即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成员中，只有消费者行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去年的8月15日，包括野田圣子在内，当时的福田康夫政权共有三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今年剩下野田一人。野田圣子在参拜后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内阁成员，都把这个日子看得很重要”，并承认在参拜记名时写的是“内务大臣”。

　　事实上，这位野田圣子在中国更大的名声不是靖国参拜，她就是每每被提及的前东京帝国饭店“洗厕工”，为了表示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与敬业，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的水。此一事迹在中文世界颇为流传，野田圣子也成为极受称道的励志典范，催生了不少大发感慨推崇备至的文章。然而，我向来不觉得她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无法认可把马桶水能喝当成做好本职工作与否的标尺，也不相信那水有励志之效。喝马桶水的故事给野田圣子带来了知名度，加上她本来就出身于政客世家（祖父曾任参议院议员、建设大臣），所以政坛之旅一帆风顺。但就她曾从事的服务业而言，我称她的行为是“过度服务”，没必要也令人不舒服。

　　这种“过度服务”，我亲身体验过一回。那年搬家，几位工人忙碌到最后，只剩下客厅天花板的吊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没有利用桌椅，一名级别稍低的瘦削工人跪倒俯身，另一个人踏在他脊背上，把吊灯安好。我的心底顿时涌起极大的愧疚，也担心那位承重的工人能否吃得消。当他们说全部完成时，我竟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是好。手边就有足堪借用的桌椅，他们不用的缘故显然是刻意为了以过度的方式为此次服务作结。客观来说，此举也封杀了我对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的可能。后来，看张石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人的“型”文化，想到这样的“过度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型”。他们用此做法来象征劳动过程的辛苦工作以及劳动者的任劳任怨，顾客应该会觉得自己的钱花有所值。可是，对于这一幕，我非但那一刻不舒服，至今想来仍旧耿耿。


第39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2）


　　如今，来日本的中国游客多了，对日本服务业的切实体验自然也多，有时候能在游客们的博客、发帖或发表文章上看到各人的感受，大体上以称道居多。我在留学阶段的两年多里，课余的零工基本上属于餐饮服务业，算是有一些亲身体验。毕竟是“无商不奸”，日本亦不例外。在笑容招待的背后，啤酒里面掺点水、结账时故意多算（成群结伙的客人一共喝了多少杯酒谁能记得清呢）等把戏也时有发生。不过，就餐饮业而言，服务者和顾客之间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互动关系，前者要殷勤有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同时，顾客也不能过于肆意。前面说到了“型”，服务者展现出热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离不开顾客的配合。无论是服务者或顾客，最好都能有礼亦有节。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国人热议的所谓“日本跪式服务”。

　　在中文Google上检索“日本跪式服务”，登时出来27万多个条目，算是蛮多的数据，也体现出中国人对此话题的关注。可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文化差异导致的扭曲概念。中国宣传“日本跪式服务”，是表现把客人奉为主子甘为奴才的情操；但跪姿在日本文化中与中国意义大不同，日本人的跪是正常坐姿，礼仪端正而并无奴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有如何“正坐”。在日本的餐饮业，服务员以跪姿记录客人点菜再正常不过，尤其是榻榻米风格的传统食肆，因桌子低矮又席地而坐，纵想不跪也难。

　　由此可见，国人热议“日本跪式服务”折射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日本餐饮服务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而是一些人对“服务”的“过度”理解，把提供服务者的敬业精神和卑贱人格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恐怕要的不是服务员，而是奴才；在意的也不是服务，而是自我虚荣心的满足吧。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这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切为了赚钱的强烈功利心态。而且，假如理解了日本的“型”文化，也没必要对所谓“日式服务”感动莫名。当人的微笑可以用电子图像程序打分评定高低的时候，那微笑似乎也不算微笑了。

第40节：文士与武士


　　文士与武士

　　日本的武士强调“文武合一”，他们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在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我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

　　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做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升学受挫准备再战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举个例子，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的浪人们纷纷请战。

　　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