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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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70年代，台湾社会在世界形势冲击下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台湾连连遭逢外交变局而引起严重的内外危机。1970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随后美国政府迫于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和多重利益的考虑，其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公报”。中美、中日先后建交，而台美、台日断交；至此，那些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也先后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连锁反应使台湾从社会结构到民众心理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激荡和震撼。面对台湾社会的剧变，敏锐的黄春明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将笔触从熟悉的农村乡镇转向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城市。这一时期他小说的社会批判色彩进一步强化，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民族尊严的主题代替了以前的个人尊严的主题，并构成了这一阶段他作品的思想基调。这个阶段的黄春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以及《小琪的那一顶帽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社会的深刻反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民族受辱的现实，揭露了各种有损于民族尊严的现象、人物及思想，批判了“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这些对于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意义。特别是《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这四篇作品，都隐含着寓言的方式，将台湾殖民地的主体性置于小说的叙事脉络之中，展现了黄春明作为第三世界文学家的强烈反殖意识，揭示了在新殖民历史阴影下台湾社会“小人物”的生存悲境。具体来说，就是黄春明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色彩进行剖析的焦点，是集中在对洋奴买办的嘲讽和作者自身民族感情的抒发上。而且在这个阶段，黄春明除了进行现实批判之外，也不忘历史批判。《甘庚伯的黄昏》就是一篇揭露日据后期台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篇章。也正因为如此，陈映真曾高度评价了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他这样说：这些作品所以能使我们看到“人们素朴、正直的面貌，看见我们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乐”陈映真：《建立民族主义的风格》，见1977年10月《中华杂志》171期。，“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遇的同胞有心连心的感情”同①。，所以“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同①。。总体上来说，黄春明在这一时期观察生活的眼光更加开阔敏锐，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更为深入，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新成就。
第一节 《甘庚伯的黄昏》
发表于1971年的小说《甘庚伯的黄昏》，虽然延续了黄春明小说创作第二阶段的乡土风格，但在优美、瑰丽的田园风光中却折射出了一幕悲悯的乡土人物悲剧。小说在着重展现乡土社会人性美和道德美的同时，含蓄透露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这篇小说中的批判尽管不及黄春明此后创作中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那么犀利，然而即便是这样，它依然是相当深刻的、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虽然带有浓郁的乡土风情，但却是从现实回溯的角度批判日本殖民主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历史的批判，更是一种批判的历史。换言之，在台湾社会沦落为美、日经济、文化新殖民地的背景下，将旧殖民主义的罪恶重新拿出来示众，将日据台湾时期的军事殖民台湾的祸害延伸到今天来继续批判，的确揭露了新、旧殖民主义乃一丘之貉，带给台湾人民的其实都是绵延不绝的流毒，从而警醒人们不要忘记和背叛民族的苦难历史。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描写了主人公甘庚伯与他四十六岁的疯儿子阿兴的故事，将几十年的事情浓缩于极有限的空间里，结构相当严谨。小说在赞颂乡土社会风物人情美的同时，运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娓娓叙说了一出哀痛凄凉的人间悲剧。
小说一开始就以简洁生动、质朴平易的语调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连着几天晴朗的日子，野草的新芽喝过几颗露珠以后；这段时间，在粿寮仔农家的心目中，又是一眨眼的功夫。本来灰色沙砾地的花生园，却正变得一片青翠。他们不慌不忙又等了几天，当这些杂草抽身得比花生苗还高一些的时候，所有农家的五抓扒都给搬了出来，大大小小也都为了除杂草而出动。
要除去四分地花生园的杂草，是足够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农夫，忙上五六天的。何况一个孤独的老年人，在这样一块地，整年够他除草、施肥、驱虫害、收获、翻土、播种等等忙个不停。而这些农事，都得弓着身子卖力。所以早几年前就叫六十多岁的老庚伯，变得弯腰驼背。也因为这些无法教他停息的农事，使他不为其他事情伤感，并且在他那枯干了的脸上，也经常因收获、播种、发芽、开花、结实等等的一串生机的现象，逗得泛起笑纹来。
不到几天的光景，整个粿寮仔溪埔地的花生园的杂草，都给连根拔了起来，抛在炎炎的日头底下煎晒。隔日，花生园的园头园尾，堆积着一小堆一小堆的干草，被点起火烧。那乳白而又带有一点鹅黄色的浓烟，在粿寮仔的田野里，扩散着季节性的干草香味。
这幅字里行间浸透着农家人欢欣情绪的乡村风俗画，却在浪漫抒情气息中隐约透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六十多岁的甘庚伯本该到了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了，然而他却不得不在花生园里挥汗忙碌着，担负着与年轻力壮的农夫一样分量的农事，这是为什么呢？小说暗示甘庚伯的内心显然隐藏着极大的伤心事。当他蹲下身去拔草，“那久已浸渍在汗水的黑布衫，尤其在两条弯弯拱起的背肌上，给张得紧的地方，结了一层微薄的细盐，有一点点微弱的闪烁”。甘庚伯只有通过如此劳碌的农事才能冲淡心里郁积的许多烦恼，农事成了他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命运的捉弄并没有完全使他挫败绝望，田园里勃勃的自然生机，仍然给他带来了不少愉悦。他目前最担心的事就是，在他把花生园的杂草处理好之前老天可别下雨，这担心让他心里起伏着“似急又不急的波动”，以致思绪不宁地咕嘟咕嘟地喝了两口茶后，才“突然觉得肚子里有点涨涨，这时才想起刚刚才喝了一大碗”。可是，正当在春日田园里辛勤劳作的甘庚伯“打算近黄昏凉爽的时分多做一些事儿的当儿”，邻家的小村童阿辉急急忙忙跑来告诉他：“你家的阿兴在店子街那边疯得厉害。”一句话点出了老人的伤心事。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像触了电般全身都痉挛了一下”。原来甘庚伯那个从南洋战场回来之后就又疯又哑了二十几年的独子阿兴突然从家中禁闭他的栅栏里偷偷逃了出来，赤裸着身子跑上街头滋事，遭到村里一群不懂事小孩子的凌迟和侮辱，他们嘲骂他，用烂芭拉、土块和石头粒扔阿兴。甘庚伯马上放下了田里的农活，以快得令人讶异的速度跑去肇事现场，他飞快奔跑的身影令乡邻们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哇！老庚伯实在勇健。看他！跑起来像牛起浪，连地都会震哪！池里的水也漾起水纹哪！”这些善意的议论充满了村人们对他朴实的关爱。甘庚伯沿途还听到村民们发出的各种不同议论：
“也只有遇到老庚伯这样的人。人家疯子是疯子，但是给他养得勇健得很。”
“唷！做人也是如此！像老庚伯做人这么善良，命运却这么歹？”
“就是。孤子来这样。老伴又来死。”
“天实在是太没有眼睛。……”
上面的议论，可以说全都对甘庚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而且乡亲们还故意把声音略略提高，让甘庚伯“把耳朵掏得灵灵的，一字不漏地捡着”，“命运对他这等乖蹇的地步，他苦撑下来，得到乡邻的尊敬”。这无形中起到对悲哀的甘庚伯一种间接的慰藉与嘉勉作用。小说由此将邻里乡亲对甘庚伯的同情、赞佩与尊敬完全表现了出来，而乡土社会中的人情美亦由此散发出来了。故事情节就在这么一段路程中展开。甘庚伯这个贫穷孤苦的老农有着甜蜜的回忆，也有着悲苦的嗟叹，更多的是无限的怜恤。当甘庚伯终于找到了发疯的儿子阿兴时，小说通过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呈现出了甘庚伯难以言喻的内心世界：
老庚伯把扶在红砖墙上的手，放下来挺一挺身，深深地呼吸，一时才宽松了心里的紧压不少。但是，一俟他蹲下来和阿兴并在一起的时候，那股才消失的内心里的紧压，又突然堆上来，使得他不得不连连又深深地叹了几口气。老庚伯伸出左手，抓紧阿兴那浓密乌黑的长发，把深埋在双膝间的脸孔，拉了出来扭向自己。然而，当他们父子的目光相触的刹那，老庚伯教阿兴那清秀的眉目，和那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的脸孔时，大大的吃了一惊，使得内心那股紧压，越发高涨了起来。现在他才发现，他从来就没有这般靠近，而专注的注意过阿兴的颜面。尤其在他触及到，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时，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突然令老庚伯感到，自己萎缩得变成渺小的微粒，而掉落到那清澈瞳眸的深潭里，教他觉得他的心灵已经接近到什么似的，脑子里一时落得空空，只是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但是，这种一时令老庚伯对自己的肉体，无感觉的境界，却给阿兴此刻无意牵动嘴角的笑纹，一下子给弹了回来。
小说在这里运用不少自然不带斧痕的修饰词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甘庚伯的衷肠。阿兴即使神智失常，可见了父亲仍无意地“牵动嘴角的笑纹”，而且他还有着“清秀的眉目”、“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脸孔”，这让匆忙赶来的甘庚伯，父子近距离相对时，不由大吃一惊；而阿兴“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更使甘庚伯觉着“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使他“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一个已经四十六岁的疯儿子竟能这样还原成纯真无邪的儿童，恐怕只有慈祥深情的父亲才能有如此的感受吧。这一番特写相当细致地刻画了阿兴在疯了之后还是那么斯文可爱，更遑论他正常时的状况，也正由于如此，甘庚伯的沉痛亦因此而加深，并进一步注定了甘庚伯仍将无怨无悔地宽容、爱护受难独子阿兴的余生。这种悲悯的爱怜之心，也更加呈现出甘庚伯命运的乖蹇及人格的高尚。
在甘庚伯押着儿子阿兴回家的途中，小说藉由甘庚伯与村人之间的问答，让人们得知了甘庚伯命运如此不幸的根源。甘庚伯的痛苦虽然是来自于儿子的又疯又哑，但究其根本原因，造成甘庚伯困境和痛苦的根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年才刚二十来岁的阿兴被强行征召去南洋当兵，在光复后第二年回来时就已经成了疯子，到如今已二十五六年了，“我们把一个好好的人交给他们，他们却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模样才还给我们”。甘庚伯夫妻费尽心力也无法治好这个独子的疯病，举凡能力所及的方法无一没有尝试过：“请神跳童乩，叫道士作法，老庚婶去菜堂吃斋，西医汉药，松山疯病院，任你讲哪一项没试过？他老人家勤俭累积，有一点钱就投到这无底洞里去。”当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也只能认命了。最后相依为命共同照顾儿子的老伴又在两年前过世了，独子阿兴还是疯疯癫癫的，使农事、家务，以及照顾阿兴的责任现在全落在甘庚伯这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身上。面对如此悲惨的晚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下千千万万受害者之一员的甘庚伯，并没有大声痛斥与控诉日本人的罪行，那些善良的乡邻也没有严厉诅咒战争。甘庚伯只是无可奈何地承受了残酷命运，坚忍不拔地努力撑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小说虽然是用冷静客观笔触来说明甘庚伯不幸命运的根由，但淡淡的几笔却具有千钧之力，这显然比用激昂语调直接谴责、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要更有力，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小说还在甘庚伯牵阿兴回家的路途中设计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表现了甘庚伯反抗宿命的思想，他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有一些乡下人的迷信思想，但当一个与他同辈分的老婆婆责怪他用麻袋和草绳围裹阿兴赤裸身体的糊涂行为：“你死了，阿兴才替你披麻戴孝还未慢咧！”的时候，甘庚伯虽然觉得有些不吉利，但他却不再把这当回事了：“要是他真会替我戴孝，那总算天有眼睛了。我死目也甘瞌啰！”正因这一事件的刺激，顿时引发了甘庚伯对伤痛往事的回忆，令他不禁悲从中来，转向阿兴发起牢骚来：
“你母亲对你那么疼！她死的时候，要你这个孤子披麻戴孝，端香炉送出殡，你却疯得厉害！害你的母亲一柩棺木抬出门，一直伐不开脚。嗯！跟你说有什么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也是疯子。”
在这里，甘庚伯对着阿兴诉说关于老伴的往事，语气中实有一份对曾经相依为命，共同照顾疯儿阿兴的老伴的深切怀念，在牢骚中自有一种平淡的爱意显现出来。由于甘庚伯一再想起老伴临死前的遗言，叮嘱他要多“吞忍”这个疯儿子，因此面对“半句话也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的疯儿子，他并未显出厌弃与不耐烦的情绪，努力遵守着老伴的遗言和儿子谈着永远也没有回应的“话”，而不管他能理解多少，儿子一个劲儿地自顾自沉默。他仍然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凄凉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还回忆起个把月前，阿兴发过一阵疯，把木栅圈里的马桶打得稀烂，当他忙乱的时候，阿兴不见了，追出去时竟发现无知的儿子差点连人带桥都落到河里，眼看儿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就是毫无感觉，世间的是非对错，在他真的是邈如云汉，原想揍他一拳的，“拳头却重重地落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一时为自己的命运，怨叹得泪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