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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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江阿发及其家人，人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的当然绝非什么“甜美”，而是难言的“酸涩”，而小说的反思意味也就由这种尖刻而含蓄的讽刺中油然而生了。假若台湾社会始终依靠新殖民主义者的“恩赐”与“施舍”度日的畸形现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果委实是堪虑的。若换个角度来思考，即便有了美国人给的“赡养费”，江阿发一家的未来是否就真的那么幸福无虞了？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出略带嘲讽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悲喜剧里面，既有对阿发不能自立自强的遗憾，更有对当时台湾社会一味依赖西方的感慨，作者确实是既“哀其不幸”，又“痛其不争”。的确，“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讽刺作品，虽然只描写反面现象，但仍然包含着作为生活的必然趋向的理想，这种趋向正确地阐明了作品中所有的形象”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09页。。当然，就客观因素来看，在台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外资势不可免。一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国家，相对于转型期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东方乡土社会来说，其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居于主导的地位。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文化，以及跨国企业，很自然地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拓新的市场，此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取代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客观态势早已是势不可挡地形成了。另一方面，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仅仅靠自身的内部努力已远远不够，极需西方国家强大资金的外力支持。就是这样的国际经贸局势，给台湾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美援”、“日资”就成了水到渠成、两厢情愿的一桩好事。而随着外资和西方现代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相应的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行为观念也如开闸之水一般滚滚涌入台湾社会，特别是美国、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观念更是日益影响，并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崇洋媚外的风气弥漫一时，引发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到了70年代，随着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与文化的进一步输入，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弊端亦越来越明显。洋人的飞扬跋扈同某些国人的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民族的自立与自主的精神逐渐沉沦消失了，而且出现了一味仰赖外国的恶习。这篇小说及时、敏锐地反映了这些新的生活波澜，揭示了台湾社会潜伏的崇洋媚外危机，而这正是以江阿发夫妻这种乡土人物形象为依托的。
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阿发之所以乐于当奴隶乃是生活所迫，使他别无选择，因为阿发全家长久以来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全家甚至从来没有尝过苹果的滋味，而美国人的“恩惠”确实使他们全家不但吃到了从未吃过的苹果，答应补偿给他们的金钱与物质也确实带给了阿发全家一份欣喜，而且也令其贫穷的命运大大改观。事实上，美援也好，外资也罢，对社会底层的贫穷民众来说，都不及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重要。阿发一家人吃着美国人送的苹果，虽然“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但却是他们平时再怎么辛苦工作也无法享受到的滋味。如果一个家庭的幸福需要靠牺牲一家之主丧失自主谋生的能力才能获得，那么这样的社会如何能不让人患上精神上的“软骨病”呢？因此故事结尾并没有苛责阿发全家人对美国人格雷的感恩之心。然而阿发全家品尝的美味食品是用丈夫和父亲的双腿换来的，所以尝起来难免会有“酸酸涩涩的”、“泡泡的”和“假假的”感觉，“苹果”的这种奇怪的“滋味”无形中也暗寓江阿发和送苹果的人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苦涩而沉重了，隐藏在“苹果”背后的是江阿发从此成为残废，必须一辈子躺在床上无法站立，这真可谓是令人难过与愤怒的肉体的重创和精神的迷失。面对以美、日为代表的经济新殖民主义的大举入侵，台湾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换来经济成长与繁荣的同时，也引进了民族的屈辱，滋生了一部分国民依赖外来势力的奴性，因此尽管阿发一家是令人同情的被损害者，但小说的同情里面则包含着一种揶揄，还是让他们在美国医院中处处出洋相，严厉嘲讽了他们对损害者感激涕零的奴化心态，直截了当地将他们刻画成为可怜又可鄙的丑角，从而透露了这一喜剧场景背后所隐藏的深深的民族悲哀。简言之，阿发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征独立行动和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去换取暂时的“幸福”和家人生活的保障时，面对给他带来严重灾难的美军不仅感激涕零，甚至连协助处理灾祸的外事警察和来探病的工友也对此极端羡慕，他们均不以为祸反倒认为有“福”。这种心理状态典型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以来台美之间的畸形关系。事实上，阿发全家的暂时满足和台湾社会表面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只能以尝得“苹果的滋味”来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一出令人倍感痛心的国民精神沉沦、道德堕落的民族悲剧。
从艺术方面来看，《苹果的滋味》是一篇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主人公阿发是被作为台湾社会的某种象征来塑造的。小说透过这一带有典型色彩的形象，不仅对台湾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还深刻地“检讨”了台美之间关系的实质。小说以一种嘲讽的喜剧手法来处理江阿发的悲剧事件，但在这个表面悲剧所呈露出来的喜剧色彩里，却深刻地提示出潜藏在“喜剧”背后的真正悲剧。具体来说，那就是“苹果”象征着“美援”的酸涩滋味，阿发则可视为台湾社会日渐依赖与屈从于美国的一种象征；台湾工人阿发与美军上校格雷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象征着美台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入与腐蚀之下，不仅台湾社会上层阶级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就连阿发这样的平民百姓也未能免俗，亦同样仰人鼻息。小说对此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灿若星辰的台湾当代作家中，黄春明的眼光可谓深具历史洞察力。面对转型期的欧风美雨的迅猛侵蚀，台湾社会中弥漫的那股越来越浓烈的媚外崇洋之风，令黄春明感到深深的忧虑：“在目前这个媚外崇洋很厉害的环境里，如何来对媚外崇洋的人加以开刀，这和我以前写乡下，写我所熟悉的穷人，下层人的笔调，和目前的笔调大不相同。我现在的笔调是非常无情的，明知道媚外崇洋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但在这社会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不但自己不能觉醒，而且堕入那一种生活。当我遇到这种实体的时候，我就无法刀下留情。”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因为黄春明希望“将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同①。。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人物描写也不算鲜明，不过采用嘲讽的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事件，倒是别出心裁。它的价值主要是在思想意义方面——既批判“美援”的实质，又揭露受“援”者的精神麻木，对民族“软骨病”患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由作者的忧时伤世的思想指引着，让读者活生生的体认到，我们的民族到底为了自己的什么缺点受苦受难”同①。。有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台湾文坛的注意。因为那时美国与台湾尚未“断交”，普通的台湾民众大多还陶醉在“美援”的所谓“安全”和“幸福”感之中，但仅仅才过了数年，美国就因其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虑，突然抛弃了被台湾人认为坚如磐石的“友谊”，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迅速与台湾“断交”、“撤军”与“废约”，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台湾民众猝不及防，带给台湾民众难以愈合的深远心灵创痛。此时他们才惊叹黄春明早在台美“断交七年之前”便对台美关系的实质作出“最全面最正确的反映与检讨”。这篇小说所影射的是三十年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就如阿发及其家人用失去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换取了美国人所“施舍”的那一笔沾着鲜血的赡养费一样，；那拿自己的主权作代价换取美国“恩赐”的台湾当局，最终从美国手里的换回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酸涩可怜的“经济实惠”，就像小说中所说的那种“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的“苹果的滋味”一样。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三节 《莎哟娜拉·再见》
《莎哟娜拉·再见》发表于1973年6月6日，三个月之后，日本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了。黄春明能于日台“断交”前夕就创作出这样一篇彻底检讨“台日关系”为主题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由于70年代台湾连续面临了“保卫钓鱼岛事件”、“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此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这些国际事件而愈益高涨，因此这篇小说一问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连续再版了十二次，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有多么巨大与强烈。创作《莎哟娜拉·再见》这篇小说的时候，黄春明已经离开素朴的罗东小镇，从宜兰电台前往台北这个大都会谋职了，生活场域的变迁使他更加贴近地看到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台湾急速流行的情况，也更加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台湾社会变迁与文化异变。而黄春明小说的主人公也开始从乡下人物逐渐过渡到城市人物来；与此同时，他的小说亦结束了自己悲悯乡土的情怀，走向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其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被一再张扬。众所周知，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逐渐起飞，最终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但是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依靠台湾经济自身发展脉络而自然出现的，而是仰仗于国际机遇和外来资本，主要是在美、日两国跨国经济的强势裹挟下形成的。在外来资本的猛烈冲击下，台湾原有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堪承受，不得不被迫处于一种经济附庸地位，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形成，传统文化的阵地也日渐沦陷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处不渗的力量控制下。台湾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与文化的“新殖民地”。然而，台湾人民毕竟对于外族的入侵的历史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在繁荣富裕的五彩声光中，不少有识之士却清醒地意识到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更无法忍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名义对台湾重新施行的“殖民化”。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黄春明沉痛地看到台湾被再次“殖民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一切促使他开始思考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危害。他以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呼吁人们抵抗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台湾的“再入侵”与“再殖民”，尖锐讽刺了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崇洋媚外风气，积极宣扬民族意识，重塑民族信心。《莎哟娜拉？再见》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作。
这篇小说构思奇特，几乎没有什么刻意营造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写实的，但讽刺鞭挞却极有力度，它以近乎滑稽的喜剧方式对扼杀中国姑娘尊严的日本商人进行了报复性的嘲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意义。小说的叙述手法很单纯，类似游记的“移步换景”，即根据时间和游程的顺序，依次写出了沿途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具体来说，就是从主人公黄君去接马场等日本商人写起，直到礁溪之行结束，完全按照事件进程来写。至于构成小说主干的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黄君带着由七个日本商人组成的旅游团去礁溪嫖宿台湾妓女的诙谐经历；一是黄君藉翻译之便，用语言搭起一座错位的桥梁，将嫖妓的日本商人与崇日的台湾大学生玩弄于股掌之中，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历史，既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又教训了忘记历史的崇日年轻人，从而检讨了“台日关系”的真正实质。至于整个故事发生的引线就牵系于主人公黄君身上，小说通过对这个城市小职员内心感受的真实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屈辱的现实。黄君本是在家乡礁溪教书的一介书生，由于生活所逼，被迫闯荡于台北打工谋生，在台湾一家外企旅游公司当导游。由于他熟谙日语，所以总经理从高雄打来电报，临时指派他充当日本“观光买春”团中的“拉皮条客”的角色，命令他从台北带领七个与公司有极密切关系的日本商人到他的家乡礁溪去嫖妓。总经理为此还特别慎重地向他指出“这也是公事。是急件的！”可是这一基于商业逻辑的行为，却使黄君的心理“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
基于个人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体认的理由，我一向是非常仇视日本人的。据说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祖父，他的右腿在年轻时，被日本人硬把它折断。还有，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令我们同学尊敬和怀念的历史老师，他曾经在课堂上和着眼泪，告诉我们抗战的历史；说日本人分明是侵略我们中国，还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的战歌，把这一场丑恶的侵华战争，美其名为“圣战”。同时在大陆上残杀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当时这位南京人的历史老师，拿出外国杂志上的图片，让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我们看到被砍首的中国人，被刺刀刺进肚子的孕妇，其中最难忘的是，一群中国人紧紧地手牵着手，有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场面。记得当时看了这些图片，整个身体都变得像石头一般的僵化了。我们一边含着眼泪听邹老师讲，一边在心里还恨自己的年龄没能赶得上八年抗战，去找日本鬼子为我们同胞报仇，哪知道，事隔将近二十多年，世局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历史给历史老师的使命，在我们心田里种下的种子，久而久之，也就像现在，只觉得偶做胚动，而未遇时机发芽，或许我的这种意识早被潮流淘汰，但是在我个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这般，是我无法拔除的。
很显然，黄君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可谓于无形中深刻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自己身处历史认识与现实境遇中的矛盾状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黄君面对民族的沉痛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公事”的逼迫，自然会产生难言的矛盾和抗拒心理，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矛盾所造成的更深一层的心理折磨：“然而，现有形式上，不但不能仇视日本人，总经理还说要我带他们到礁溪温泉，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发生同样的矛盾和痛苦，……又有另一层难言的苦衷。”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为迫于糊口生计的小职员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的“现实”，也是整个民族的矛盾和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此黄君在电话中极力向老板推辞这个差事，更何况是为日本人买娼而“拉皮条”拉到自己的家乡礁溪去呢？由此导致了黄君内心缠绕隐伏着深深的嫉恨与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