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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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衬底的烟雾中，还露出几个披发篷的小寡妇的笑脸。
很显然，“小寡妇”酒吧这则图文并茂的以卖淫为商品消费的广告，的确可谓出奇制胜，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因为它确实充分抓住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果然，“那一天小寡妇一家人都很乐。其中马善行比谁都高兴，几份登有广告的外文刊物插在西装袋，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听人家来告诉他一些消息，虽然还不到营业时间，但是由广告引起的反应，已经够热闹了。单单同业的经营者和吧女，很多因为好奇来造访的不少”。确实，在这份广告连续性刊登的攻势下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包括美国大兵、日本报导家、CIA的人等都有了反应，而两个前来挖新闻的记者冈本、宫入更是直截了当地予以了“赞扬”：“你们小寡妇的广告很成功。”这则“卖春”广告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实也就是马善行推行的商业经营策略的成功。于是“小寡妇”酒吧的生意日渐兴隆起来，来此进行“消费”的“顾客”也越来越多，酒吧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据小姐随时告诉马经理，他们很多人都是看了报纸广告，慕名来的”。妓院也好，酒吧也罢，原本总是很难摆脱人们对于这种色情行业的固定印象——罪恶的渊薮，里面充斥着腐败与堕落，但这则广告却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外交为什么失败？”连为一体，使严肃的国际外交政策和肮脏的跨国“性消费”之间产生了一种滑稽可笑的联系，其间的嘲讽与批判意味可谓不言自明。
随着马善行精心策划的商业计划得以步步展开，成效也日渐显现出来了。“小寡妇”酒吧正式开张以后，生意出人意料之外的好，上门的美国大兵络绎不绝，酒吧女们应接不暇，此时为了中饱私囊和盘剥到更多酒吧女的血泪钱，马善行很快将酒吧里的屏风拆掉，让一个个困缚在屏风里的小寡妇脱茧蜕变成四处飞舞的花蝴蝶，从而大发其财。很显然，酒吧屏风的建与拆，完全是建立在商业利润赚取额度是高还是低这架天平上的。至于所谓的“屏风文化”与“公寓文化”的核心，其实质就是以商业逻辑运作的畸形变态的“卖淫”文化，人性在这里被扭曲，尊严在这里被践踏。小说由此批判了台湾社会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指出这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屏风文化”、“公寓文化”，其实恰恰是出卖肉体与灵魂的写照，散发着缕缕血腥味和肮脏的臭气，彰显出台湾妇女的不幸，以及她们肉体与心灵所受到的戕害与摧残，揭露了新殖民主义买办商人的丧尽天良与寡廉鲜耻。其实小说所表现的这种“跨国性买春”行为，以及“国际卖淫业”施行现代性企业化管理的趋势所象征的性交易则还含有更深一层的殖民意涵：马善行经营“小寡妇”酒吧牟取暴利的过程表现了新殖民地买办精英的“自我东方主义”，即为了使自己被殖民者依靠和接受，利用西方或殖民者的“东方论述”，或利用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好的想象来论述与重塑自己，以便在西方世界中立足，投西方殖民者所好。买办知识精英马善行为了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不惜有“理论”有“知识”地出卖妇女同胞的灵肉，从而有意识地成为西方对中国施行“东方论述”的帮凶。马善行之流在金钱的奴役下，灵魂彻底地堕落了。他们的堕落，既不是缘于盲目无知，更不是外力胁迫所导致的，自始至终都是主动与自觉的，因此就更加令人痛恨与愤怒了。
小说越是写出马善行竭力经营“小寡妇”色情酒吧的精心，就越是无情揭露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所谓“经济起飞”的底蕴下所隐藏的肮脏与血泪。为了赚取美军的钱，马善行这个无耻之徒的确是不择手段，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所谓富有民族色彩的“小寡妇”去招徕美国大兵，而且从广告、招牌、室内装潢，到酒吧女的化妆、服饰、言谈、举止等所有细节性方面一一对酒吧女进行精心的讲解和培训，让她们把美国人引入高级公寓里的自己的“家”，而且一切都要突出“小寡妇”的特点，以所谓“入乡随俗”来刺激美国兵的好奇心使他们上钩，从而把酒吧办成闻名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种行业”。小说对这个迷信行销企划的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的确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画面相当广阔，采用了写实与幻觉穿插的叙事方式，结构上较好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组接手法和漫画式的艺术夸张技巧，对台湾都市弥漫的新殖民主义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小说末尾指出，当“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度支那半岛的统一于1970年初结束之后，台湾恶性发展的色情业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小寡妇”之类的酒吧行将萎缩之际，小说透过马善行又去改营房地产那个“最热门、最赚钱的生意”时说的一番话，不仅再次揭露了马善行精明机诡和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而且暗示台湾的色情行业已赚取到了大笔美国兵的钱，从而使台湾“现在的经济起飞，工商业发达，都市繁荣起来了”，然而，这种“繁荣”却是以出卖台湾妇女的色相与肉体换来的，是以毁坏民族尊严而换得的，有着恐怖的后遗症。酒吧女阿青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阿青在其情人美军黑人士官史密斯因吸毒被押解回国后，不仅摆脱妓女生涯的希望彻底破灭，而且不得不继续用出卖皮肉挣来的血汗钱养活自己和混血儿小黑。许多酒吧女们在侵越战争结束后，成了被美国大兵遗弃的真正“小寡妇”；可是那些真正从这个“特种行业”获利的酒吧老板们，则在越战结束之前就已找到了新的投资门路了。这种种人间不平，实在不能不令人低头深思。显然，小说无论是对民族崇高美德的张扬，还是呼唤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的回归及重振，都流露了一抹世风日下的无奈，展示了对民族意识与爱国感情日趋淡漠而产生的忧患情怀。虽然在1977年前后爆发的那场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黄春明没有直接写文章加入“打笔战”的行列，但不可讳言，当时论战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性议题，黄春明早就以他的文学创作提出来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的焦点之一：关于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黄春明早在“论战”之前与“论战”期间，用他有意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和艺术形象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解答，这一切的确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若从小说表现的“反战”意图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篇小说显然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说“越战”期间美军将台湾当作“嫖妓”与“度假”的“胜地”，不过小说所刻画的进入“小寡妇”酒吧“买醉”或“买春”的美国大兵都没有被随便塑造成色欲熏心的登徒子，作者反而以同情的笔调将这些美国大兵远离家园、饱经战火摧残的脆弱心灵表露无遗：“史密斯、史提夫、路易、汤姆、比利这五个美国大兵，对‘小寡妇’酒吧里的吧女投注的感情不同于一般声色场所里常见的露水姻缘。他们在酒吧里将自己在战场上的恐惧不安藉由情爱肉欲宣泄而出，待内心积蓄的压力完全释放之后，再重新投入纯真的男女之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批判了美国侵越战争。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一个在越南人民战争中草木皆兵的拉锯战环境下一度狂乱、罹患精神性阳痿的美军士兵路易，透过他受伤的心灵揭露美军在越南对平民的强奸和滥杀；而且还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之后以杀人数目向酒吧女们炫耀的谵语，特别是酒醉的汤姆回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顶预备营”执行警卫任务时开抢打死了“反战”的好友荷西的往事，揭露了越战战场上美军在荒谬的国家伦理教唆下，犯下的肆意屠杀越南平民的反人类的罪行，使美国侵越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鲜明凸显出来了，激起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战”运动的行列中去。至于故事结束时，所描写的被国家战争机器拨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美国大兵比利和酒吧女菲菲两人最后因真爱而走到一起的场景，则体现出了作者对受尽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的一种悲悯情怀。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五节 《我爱玛莉》
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商贸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台湾，台湾随之搭上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列车，不少跨国公司相继进入并占领了台湾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输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渐深广地渗透和侵入台湾社会的每一隅。换言之，台湾正在日益深入地沦落为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地”。当时整个台湾皆在快速的转变之中，不仅乡土日趋边缘化，而且传统亦日益没落，全社会不由自主形成了一种贪婪、粗鄙、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市侩文化”，特别是像台北这样的工商业兴盛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阵地更是不断地迅速沦丧，人性与人心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异化，当老板的惟利是图、无视道德，中上阶层一心向往西方式的生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甘做洋奴、仰人鼻息，当时的台湾社会确实陷入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陷阱之中，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已成了一种社会通病，台湾一时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选择？而黄春明的小说《我爱玛莉》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间是1977年9月，当时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正处于高潮时期。当时台湾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敏锐意识到了新殖民主义的弊端，大声疾呼回归乡土，重建民族自信，从思想和精神上反思和清算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祸害。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撰写论争文章投身于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去，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以他擅长的文学的形式，用一系列小说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揭露了台湾现实社会中潜伏的深重危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买办商人大卫？陈，这是一个异常典型的“黄皮肤白面具”型的洋奴。小说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激烈冲突和撞碰的台湾现实社会为背景，以其犀利的笔触、愤怒的激情，以及幽深的目光洞察了人物的灵魂，用简练精妙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丑恶嘴脸，形象反映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畸变和人心裂变的危险。
小说一开篇就以“名正言顺”为小标题，迅速将主人公大卫？陈推到前台进行介绍。大卫？陈原名陈顺德，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初级中学英语教员，来到台北后幸运地抓住了机遇，进入一家美国公司做事，一两年后升任经理，后又抓住机会走进了洋机关，几经钻营，在人事资料上，他年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大卫尝到了当洋奴的甜头。他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迅速将自己“美国化”，他打洋腔，摆洋谱，甚至甘于扬弃自己的名字，为了讨洋老板的欢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的“DAVID”，用中文念起来就是“大卫”的谐音，可是他的洋老板卫门由于发音的原由，却将他唤作了具有嘲讽意味的“大胃”。事实上，小说主人公的改姓名行为潜藏着更深的涵义。众所周知，随着60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关、跨国公司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已是蔚为风潮，陈顺德的改名为大卫？陈，不过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乃沧海一粟而已。但小说却在主人公改姓名的问题上，做了一篇很诙谐辛辣的文章。主动把自己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的名字，当然是与殖民者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字环境中，“DAVID”被讹为“大卫”甚至“大胃”，却带有嘲讽意味。目前流行一时的“后殖民理论”就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掺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然而“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因为当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取代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将丧失证明自己的独立主体和历史意识。当别人叫大卫？陈的洋名和中文名字时，他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叫洋名时他笑脸相迎，以中文名“陈顺德”招呼他时，竟会回不过神来，“通常地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甚至谎称一边耳聋以掩饰其不满；而且他还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一样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叫我大卫”。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的“工作环境”中了。但他的这种彻底同化的行为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心的对待。洋主子只不过是觉得大卫？陈这个标准的“买办”好用，推行业务的能力高超，对公司在台湾的“洋务”推广和拓展具有“多角性利用价值”，而且大卫？陈对洋上司百依百顺、逆来顺受，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有一种别人望尘莫及的“韧功夫”；然而即便是这样，洋主子仍然对他充满了鄙视，洋主子卫门夫妇私底下始终以猪、狗指称已经改名为大卫？陈的台湾人“陈顺德”，并且丝毫不忌讳对他的嫌恶。尽管刻薄的洋主子将大卫？陈当成一头“猪”或一条“狗”来看待，他却恬不知耻地把这当作是同洋上司之间的一种“友谊”的体现。很显然，在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小说虽然是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激烈抨击大卫？陈极端崇洋媚外的丑恶行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小说作为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问题进行剖析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就集中在滋生于这上面的一个特殊阶层——洋奴买办因“文化认同”的错位而导致的精神与道德的沦丧方面。正是这种渗透和积淀在血液与骨子里的“崇洋情结”，使大卫？陈奴颜媚骨地成为了一种被鲁迅所痛斥的“可恶奴才”——“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忽然想到》（七），见《鲁迅全集？华盖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为了从洋主子那里获得更多的残羹冷炙，多啃到几根主子丢弃的“肉骨头”，因此他的奴性便集中在对于洋主子的种种媚态上。因为大卫？陈从自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当好了洋主子的奴才，才能成为自己同胞的“主子”，所以他除了名字洋化外，还摸熟了一套取悦洋上司的手段。列宁曾这样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美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乐善好施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年版，第36页。而大卫？陈的确就是列宁所说的“无耻之徒”！而这种无耻的奴性使大卫？陈迅速成为洋老板最喜欢“用”的人，他的薪水和职务也迅速看涨，生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