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坤树、甘庚伯、白梅、阿发、阿苍、猴子、阿力、黄君，以及马善行、大卫？陈等不朽的人物。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映照了台湾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而黄春明的创作魅力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不仅因为这种缘于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蕴涵于其中，而且还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气派与含蕴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当代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黄春明的确象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刚刚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屈辱历史，随着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台湾社会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冷战”局势逐渐形成，台湾成了美国控制东亚局势的一枚棋子。从内部情况看，漫长的戒严时期由此时开始，军事专制和威权统治笼罩台湾，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台湾社会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惶惑不安之中。黄春明作为战后登上文坛的新一代文学青年，由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人为被割断，他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被“学院派”知识分子引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台湾“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而黄春明本人早年的不幸经历和现实的刺激，也导致了处于青春期的他，在思想上感到虚无与茫然，感情上觉得伤感与绝望，心态上受到压抑和窒息，因此急于找到一条渠道、一个空间，或一种形式来发泄郁闷，而写作成了他首选的发泄途径。换言之，在这一阶段，那些现代派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孤绝、迷惘、怀疑和精神创伤，都对正处于青春期忧郁状态之中，萦绕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黄春明产生了不小影响。很显然，黄春明这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并未超越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品。当时黄春明的状态，仿佛就是他一篇小说的标题——“跟着脚走”一样，显露出一副“苍白的现代面容”。虽然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初试啼声之作中没有经典之作存世，但数量却不算少。除了1956年发表的《清道夫的儿子》和1957年发表的《小巴哈》之外，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还先后发表了《“城仔”落车》、《北门街》、《玩火》、《胖姑姑》、《两万年的历史》、《把瓶子升上去》、《请勿与司机谈话》、《丽的结婚消息》、《借个火》、《男人与小刀》、《照镜子》、《跟着脚走》、《没有头的胡蜂》、《桥》、《他妈的，悲哀！》和剧本《神？人？鬼》等作品，大多数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和《幼狮文艺》上。这些创作于一片“现代”声中的早期作品，主人公几乎全是普通“小人物”，他们的生存均充满了挫折感与悲怆感，带着一种忧悒、感伤、苍白，以及苦闷的“惨绿色调”。可以说，除了《“城仔”落车》之外，此时的黄春明虽然已经有了一份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的宝贵经历，但他并未真正从中汲取到多少养料。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根据他的个人生活和亲身经历发挥而成的，这无形中使作品个人色彩浓郁，而社会意义却显得淡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把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创作当成是他后来走上乡土写实的现实主义道路之前的一个精神驿站。
第一节 《清道夫的儿子》与《小巴哈》
黄春明正式登上文坛之前，已经发表了两篇小说习作——《清道夫的儿子》和《小巴哈》。在这两块进入文坛的“敲门砖”中，黄春明已经初步崭露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为儿童，这既是黄春明童年经历的折射，也同时表达了他对儿童的关怀。这或许也可以解释80年代以后，他为何将主要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原因。《清道夫的儿子》是1956年黄春明以“春铃”的笔名在《幼狮通讯》上发表的一篇习作。故事主人公刘吉照是一个聪明伶俐、调皮活泼的四年级小学生，“在学校的小天地里，是个大文豪、艺术家、运动家，同时在小小的脑袋瓜里也有自己一套微妙的哲学。”他认为“人应该蹦蹦跳跳玩耍一辈子”，“工作是下贱的，游戏是高尚的”。故而当吉照因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说方言等行为，被老师罚扫教室之后，他产生了困惑。老师对他说：“以后如果再调皮，就要罚他天天扫地。”这话让吉照产生了误解，因为在年幼的吉照的想法中，“扫地”是做错事的人才应受的惩罚，可是他的爸爸却是一个每天清早就穿上白字号码的蓝布衫去打扫街道的清道夫。他根据老师的话推理出：“爸爸一定是个罪人，因为我今天犯错，老师才罚我扫地，爸爸呢？天天都要扫地，爸爸一定是个罪人。”这使吉照不禁产生了疑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是谁罚他天天扫地？”可吉照自己却无法找到答案，因为他同学的爸爸没有一个和他爸爸一样：“启新的爸爸很神气，可以每天穿着漂亮衣服坐三轮车去银行，晚上又带着很多钱坐三轮车回家。虽然曾把启新的妈妈打昏，却不必去替人家扫地。阿田的爸爸虽然跟自己爸爸一样穷，但是是在市场卖鱼，而且家里可以天天吃鱼。瑞龙的爸爸更好，常常在家里教瑞龙做算术，也常常买课外读物给瑞龙。”“爸爸是罪人”的想法使吉照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吉照由于担心同学知道他爸爸是个因犯错而被惩罚扫地的罪人之后会讥笑自己，而难过得哭了起来，不仅不愿意接受爸爸给他的奖励，最后甚至连学校的大门也不敢踏进去了。显然，幼小的吉照是因为无法理解社会中职业与人的行为、贫富并没有直接关联的道理，才发生了这样的误会，使自己陷入了自卑的境地。
至于发表于1957年的《小巴哈》则描写了同哥哥住在一起的小男孩修明，由于失怙丧母，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享受快乐的童年。小说写一个年轻代课教师“我”，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向上，于是给学生讲起了音乐家巴哈的故事，但却忽略了学生修明的心境，无意之中让自己和学生修明都陷入了尴尬困窘的境地，使学生修明受到了伤害。小说这样写道：“他——低低地把头缩到桌子下，悲伤地抽泣着。看他那黄黄瘦瘦的身体，身上破旧不称身的衣服，要是清水的话是真的，不难在他的身上，也可以察觉到，他哥哥对待他的情形。我似乎曾因他而呆了一阵，但我很快地就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我的窘态。当我把故事接下去讲的时候，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小孩子们也因此发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于是杜撰了音乐家巴哈的部分生平，终于缓和了教室里出现的凝滞气氛。下课后，学生修明来找“我”，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老师——”他有点口吃，小声的说，“我——我也能像巴哈那样吗？”他锁起眉头，侧头看我。我被激动得讲不出话来了。我蹲下来，紧紧的握住两只小手，以点头回答他，我感动得就要哭出来。我尽力抑制自己，免得让小孩子有所猜疑。但是仍然压不住心里的同情，两颗羁在眼角的泪珠，竟被推滚下来。同时我也感到一阵快慰而微笑。此刻，他在我的眼前，只是一条单薄而模糊的影子。
很显然，这样的故事结尾是带有希望意味的。这篇小说在黄春明的早期作品中显得相当温馨感人，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引导意义。
总的来说，黄春明在这两篇小说习作中，虽然竭力“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6月版。，可是他又常常显得力有不逮，这是因为他“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同①。。显然，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所呈现出的，仍然是黄春明在“青春期”孳生的烦恼，折射的是不幸的童年经验，表露出了一副“孤绝与苍白”的面容；换言之，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在这两篇作品中找到他吐露自我心声的信息。对于这种情况，黄春明曾这样解释过：“一个人如果不被家庭、学校、社会接受时，躲进小说的世界，那决不是一种逃避。当时我自身的遭遇，使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最孤独的年轻人，还为自己偷偷哭泣，后来看到契诃夫的作品，竟然为小说中的人物哭泣。我觉得我长大了，不再为自己的事哭泣。”黄春明的这段话，参阅了杨泽主编《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相关内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版，第273页。从艺术上来看，黄春明在早期小说中，显现的故事情境都是人生的某个剖面、某个机会、某个困境，或某段感情等；在情节方面，人物命运的前因后果没有太多的关联，都是利用在每个故事中巧妙制造高潮来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黄春明后来回顾他的早期作品时，曾清醒而冷静地指出它们“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作品，以此“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表达了自己同早年创作中的个人主义和悲观厌世倾向彻底告别的愿望。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二节 《“城仔”落车》
1962年3月20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上的小说《“城仔”落车》，是黄春明早期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篇作品，标志着他正式踏入文坛。换言之，这篇小说在黄春明漫长的文学旅途中具有第一块里程碑的意义。事实上，对于这篇小说，黄春明本人可谓相当重视，在投稿的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给主编，特意注明标题的“落车”不能改为“下车”。他后来曾解释说：“因为那是我这篇小说中主人翁，一句慌张的话，在那样的困境之下，几乎是生命的呐喊，我希望读者直接听到这个声音。”黄春明的这段话参阅了杨泽主编《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相关内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版，第241页。这篇小说很快就被刊出了，而且一字未改，主编林海音还给他写了一封充满温暖和鼓励的信。黄春明曾说如果这第一篇作品就被退稿，他就不会再写小说了。由此可见，这篇处女作之于黄春明的文学生涯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这篇小说不到四千字，故事也很单纯，通过一件偶然疏忽带来的灾难，刻画了一位挣扎在贫困线上，朴实坚忍、不向命运低头的老祖母形象。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身体衰弱的祖母，另一个是害佝偻病的外孙阿松。故事发生在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百般无奈之下，祖母带着外孙去投靠当妓女从良的女儿，以寻求一线生机。这对乡下老弱伤残的祖孙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车票上了前往“城仔”的汽车。这对第一次进城搭汽车的祖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阿松和祖母坐在靠门的前座，小孩子高跪在椅上，眺望窗外。后来他的兴趣又移到往玻璃上的蒸汽乱涂。他才九岁，因患佝偻痼疾，发育畸形，背驼脚曲，面黄肌瘦，两眼突出，牙齿也都蛀黑了。说起话来，声音刺耳。那祖母给人的印象大约有六十开外的光景，事实上她才五十岁。岁月和生活在她干枯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她不曾笑过，那种表情严肃得和冬天一样。”由此可见祖孙俩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辛酸，命运对他们又是何等的不公！他们要从瑞芳到宜兰转车，前往南方澳途中的“城仔”去和阿松的母亲阿兰相会，原以为会平安到达，却不知祸从天降，由于售票员粗心地报错了站，使祖孙俩人坐过了两站才下车。此时的祖孙俩面对陌生的环境，顿时不知所措起来。小说这样描写了他们的无助与慌张：
汽车到了复兴村停下来了。老少两人一下车就被车外的昏暗与北风吞食，暮色中，除了大桥和马路，所有的东西都颤抖，而夜魔的足步越发地紧迫。
这凄凉又陌生地环境，令他们害怕。阿松更怕，他紧紧地拉着祖母的裙裾，挨近她的脚蹲下来。祖母向马路两头探望，很想随便遇见一个人，问问时间。过了很久，谁都没遇见，偶尔有帐篷的大卡车，像一头怪物掠过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于是，在特定时间的压力下，在寒风呼啸的昏暗暮色中，祖母拖着行动不便的外孙艰难跋涉着，心急火燎地过桥赶路。虽然往回走的路只有两站，但对于这对老弱病残的祖孙而言，这段路程显得特别漫长而艰辛。因为事先阿兰曾同母亲商量过，自己一直当妓女也不是办法，总要再成个家，只要男方答应让祖孙俩与他们一块生活，其他的就别无所求了。等了一年多之后，阿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姓侯的退伍军人向她求婚，于是才有了这一趟的祖孙之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见面，“这是他们命运的转机，可能从此他们的生活就可好转过来，不然，那就是更大的不幸。”很显然，祖孙俩赶着去的这个“城仔”，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与目前贫穷生活大不相同的生活与社会地位，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和希望，所以即便旅途不顺、寒风凛冽，祖母还是带着外孙急着投奔这个虽有些畏惧，却有更多向往的目的地。由于担心错过和阿兰相约的时间，更怕阿兰的新丈夫会责怪他们不守时，加上又一直等不到来车，慌张无助的祖孙俩顿时感到不安与焦急起来了，于是祖母决定带着外孙阿松往回走：
“阿松，我们还是用走的好。大概不要误了五点，你阿母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她牵起阿松开始走，很慢地，但他们已是尽了最大的力量。
由于阿松越走越慢，祖母的心里更加焦急了。为了鼓励阿松，祖母用了一连串的刺激，期望阿松能加快脚步。“阿母说，等你到她那里，她要叫个外省人的爸爸，替你买衣服和鞋子。”可是阿松还是无法加快脚步行走，因为他是一个发育畸形且营养不良的小孩，“因他的体形，陌生人对他的注目，他从小就敏感”，“怕遇见陌生人”，更可怜的是他的母亲“远离家到外地充当妓女维持他们的生活”，他只能和祖母相依为命，这使得他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温暖。由于身患佝偻病，他既受不了冰冷刺骨的寒风侵袭，更无法长途行走，再加上阿松对他未见过面的新父亲没什么兴趣，因此以哭泣来对付祖母的催促：“不管她说什么，阿松再也不会感到兴趣与重要。冰冷刺骨的风，不断地从他的短裤头灌到全身，使得他每一个骨节，都感到酸痛。起先还可以勉强，但越来越走不动。”眼看约定的时间将近了，祖母不得不狠下心来催逼阿松加速赶路，无奈全身每一个骨节都被寒风冻痛的阿松再也走不动了，祖母在焦急中不断哀求阿松“再走快一点，快起来走一些就好了。你一向都是很乖很听话的啊！”“快起来。看，天已经很暗了。”可是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