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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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足轻重的。读者想从报纸看到的，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只有报道改变或歪曲事实，撰稿人的观点才能产生某种影响。
虽然报纸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但它在美国仍是一个有强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传播于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
它经常瞪着眼睛不断地观察政治的秘密动力，把搞政治活动的人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为政党树立旗帜。它使那些彼此对话、但未见面的政党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得以不断接触。当大量的报纸在同一道路上前进时，它们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变得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终被另一个方面控制的舆论，最后也将在它们的打击下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各有一点权力，但期刊的权力比报纸的要大，仅次于最有权威的人民。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在美国，民主制度永远不断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国家事务，所以政府的施政难得一贯和按部就班。但是，该国政府的总方向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
同样的事实也见于欧洲的英国，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曾有过比任何国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见。
我把这个现象归因于乍一看来好象是本应阻止这个现象产生的事实，即归因于出版自由。实行这种自由的国家，高傲和自信对见解的影响程度完全相等。他们所以喜欢一种见解，是因为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和由他们自己选定的。他们所以支持一种见解，不仅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是因为它是属于自己的。
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一位伟人说过：无知处于知的两端。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点苦头！不久以后，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来。人们有了经验，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认为，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至于来自真知和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以及对这种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
但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死守自己的信条不放。这种情形也见于出版自由风行时候的政治。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一切社会理论中，如有一个被人采纳并加以保护，那也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但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亦都同样少见。
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还是贵族制度的治理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将压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四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
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的日常应用——三种政治社团——美国人如何将代议制用于社团——这对国家的危险——1831年关税问题大会——这次大会的立法性质——为什么结社权的无限应用在美国不如在他处危险——为什么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社团在民主国家的功用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
以后，我再找机会叙述社团对公民生活发生的作用。现在，我的任务是只谈政界。
既然结社权是公认的，所以公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
一个社团可以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并约定以某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胜。因此，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早先建立的社团，却比出版界拥有更大的权力。当一种见解由一个社团来代表时，它必须具有简单明确的形式。这个社团要拥有它的支持者，并让支持者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支持者们彼此结识以后，他们的热情便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集结在一起，促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
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是行使集会权。当一个政治社团将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显然要强大，而它的影响也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互相见面，各种执行手段可以结合使用，思想可以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向外传播。
最后，在政治方面，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同一见解的支持者们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就是真正将代议制用于政党了。
因此，第一，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第二，他们要组成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小团体；第三，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他们的代表表面上好象是在代表多数，而其实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也给人以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切道义力量的外貌。不错，这些支持者不能象他们那样有权制定法律，但支持者们可以攻击现行的法律和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假如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易于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在它的立法者的多数之旁，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不妨认为它的公共秩序一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好，与证明这项法律应代替另一项法律，其间无疑有很大不同。但是，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便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派，每派都争做多数的代表。如果在领导权之旁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几乎与它同样大的权力，你会认为领导权能够长期只说不干地混下去吗？
认为结社的目的在于引导舆论而不在于强制舆论，在于审议法律而不在于立法，乃是形而上学的想法。人们能在这样的想法面前止步不前吗？
我越深入研究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便越深信它在现代世界里是自由的主要成分，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但是，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
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力被容许到我们难以想象的最大程度。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曾在美国引起人们很大冲动，关税制度不仅影响舆论，而且影响十分重大的物质利益。北方把它的一部分繁荣归因于关税制度，而南方则把它的一切灾难归因关税制度。可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关税制度一直是使当时美国不安的唯一政治激情的制造者。
1831年，当争论处于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即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共同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这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没有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反对现行税制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到处开会，推选代表。选出的代表都是知名人士，有的人还大有名气。南卡罗来纳州为此问题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63名代表。1831年10月1日，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于费城召开，有二百多人参加。会上的辩论是公开的，大会自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第十天，大会在草拟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1）国会无权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2）不准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均无利益，特别是对美国。
应当承认，政治方面的结社无限自由，至今在美国还未产生在别处也许会产生的致命后果。在美国，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来的，输入之后便一直存在下去。现在，这项权力的行使，已成为美国人的习惯和气尚。
在我们这个时代，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在美国，一旦一个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以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可见，这是用一种危险去平衡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危险。
在我看来，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危害十分巨大，以致使我认为用来限制它的那个危险手段还好一些。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想法，它使读者可以想起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乡镇自由时所说的话。这个想法就是：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如果人们之间不能随时仿造出类似的社团，我看不出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另外，在这样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要受一小撮无赖的残酷压迫，就是要受一个独夫的残酷压迫。
常有可能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的大政治集会（有各种人参加），即使在美国也经常是重大事件，使国内的好心人表示惊异。
这种情况，在1831年的大会期间表现得最为清楚。参加大会的所有杰出人物，都竭力使发言温和，把目标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大概，1831年的大会对不满政府措施的人起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在1832年对联邦商业法进行了公开造反。
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
但是，这个如此危险的自由，却在一点上提供了保障：即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
欧洲和美国对结社权的不同理解——它们对结社权的不同使用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因此，我认为结社权在性质上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要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得损害社会本身。但是，如果说结社自由在一些国家可促进和加快繁荣，那么在另些国家又可能因为滥用和歪曲结社自由而使它由积极因素变为破坏的原因。在我看来，对比一下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和滥用自由的国家的社团所经常采用的不同方法，对于政府和政党都会是有好处的。
大多数欧洲人，目前还把社团视为在战斗中匆匆忙忙组织起来而马上投入战场的武器。
在结社时应当说清目的，但急于行动的思想却限制了创办人的头脑。一个社团，等于一支军队。向士兵讲话，是为了检查军容和激发士气，然后让他们冲向敌人。在结成社团的人们看来，合法的手段可能是成功的手段，但决非唯一的成功手段。
在美国，人们却不是这样理解结社权的。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之所以结社，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因为他们总希望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
因此，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
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方面存在的不同，来自数种原因。
在欧洲，有些政党完全与多数分家，以致它们永远不能指望得到多数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又自信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多数抗衡。当这样一个政党结社时，它并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进行战斗。在美国，观点与多数大相径庭的人，绝对斗不过多数的权力，因为其余所有的人都想拉拢多数。
因此，大党越是不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越是没有危险。在象美国这样的各党意见只有细微差别的国家，结社权可以说能够无限地存在下去。
促使我们把结社自由只看成是攻击政府的权利的，是我们对自由还没有经验。一个党也和一个人一样，当它意识到自己强大而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