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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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宗教把它的帝国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一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时，它便可以获得普遍性。但是，只要它与一个政府结成联盟，它就必然采取只适用某些人的准则。因此，宗教与一个政权结盟之后，将增加对某些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一切人的希望。　　　　
　　宗教只有依靠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安慰的感情，才能把人类的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当它与人生的苦难情感厮混在一起时，则有时会被迫去帮助那些不是要求爱而是要求利的盟友，并且会把那些还在继续爱它、但在全力反对它的盟友的人斥为敌人。因此，宗教只要不分享统治者的物质权力，就不会分担统治者所煽起的仇恨的后果。　　　　
　　表面上看来建立得很巩固的政权，并不能保证它比一代人的观点或一个时代的利益更持久，而且往往会比一个人还要命短。法制可以改变看来似乎十分牢固和十分稳定的社会情况，而且在改变社会情况的同时可以改变其他一切。　　　　
　　人们在社会上建立的权力，也象人生在世一样，都是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权力的迅速更替，犹如人生的苦乐多变。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政府一直受到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或一直依靠一种永不消失的利益。　　　　
　　人们的感情、偏好和激情，自有史以来，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反复重现。一种宗教只要受到它们的支持，就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势，或至少不会为另一种宗教所消灭。但是，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又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唯有宗教能够有希望永垂不朽，但它一与那些短命的权力结盟，便要把自己拴在这个权力的命运上，而且往往是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　　　　
　　因此，宗教与各种政治权力结盟时，只会使自己担起沉重的盟的义务。宗教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帮助而生存，而如果给予政治权力以帮助，则会导致自己灭亡。　　　　
　　我方才指出的危险，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不总是表现得那么明显。　　　　
　　在某些时代，政府好象是永垂不朽的；而在另些时代，社会的生存又似乎比人的生命还要岌岌可危。有些政体使公民处于昏睡状态，而另些政体则令公民保持兴奋状态。　　　　
　　当政府仿佛十分强大，法制好象十分稳定的时候，人民并不能察觉政教结合可能产生的危险。　　　　
　　当政府显得十分软弱，法制显得十分不定的时候，危险是有目共睹的，但往往是已经来不及避免了。因此，必须学会很早就预见出危险。　　　　
　　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日益趋向民主，社会本身日益走向共和，政教结合的危险性也必定逐渐增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将经常易手，政治理论将相继迭起，人事、法律和制度本身将处于飘忽不定状态，并且不是为时甚短，而是长譬如此。爱动和喜变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性，正如停滞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定则一样。　　　　
　　既然美国人每四年改换一次政府首脑，每两年改选一批新的立法者，每一年改选一次地方官员，即把政治不断地交给新手去做试验，而不让宗教沾政治的边，那末，宗教在舆论常变和众说纷纭之中能够依靠什么呢？它在党派的斗争之中到哪里去找它应当享有的尊重呢？它在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毁灭状态之下能够永垂不朽吗？持和颂扬宗教，并将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找到灵魂所受的创伤。持和颂扬宗教，并将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找到灵魂所受的创伤。　　　　
　　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使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诫告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呢？我在我们法国，看到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徘徊在疑惑之中，有的已经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仍在信教，但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准备冲破一切障碍，甘冒一切危险，去保卫自己的信仰。这些人竟不顾舆论，以暴力去对付人的弱点。他们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甚至忘乎所以，不知在何处停步。　　　　
　　但是，由于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国人们用来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攻击宗教，所以他们又害怕他们的同时代人闹事，并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他们的同时代人所追求的自由。他们把不信宗教看成一件新事，所以凡是新的东西，他都一律仇视。他们同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处于作战状态，把当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见解，都视为信仰的死敌。　　　　
　　这不应当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　　　　
　　因此，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创伤。　　　　
　　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使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诫告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呢？我在我们法国，看到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徘徊在疑惑之中，有的已经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仍在信教，但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准备冲破一切障碍，甘冒一切危险，去保卫自己的信仰。这些人竟不顾舆论，以暴力去对付人的弱点。他们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甚至忘乎所以，不知在何处停步。　　　　
　　但是，由于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国人们用来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攻击宗教，所以他们又害怕他们的同时代人闹事，并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他们的同时代人所追求的自由。他们把不信宗教看成一件新事，所以凡是新的东西，他都一律仇视。他们同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处于作战状态，把当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见解，都视为信仰的死敌。　　　　
　　这不应当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　　　　
　　因此，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使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诫告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呢？我在我们法国，看到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徘徊在疑惑之中，有的已经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仍在信教，但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准备冲破一切障碍，甘冒一切危险，去保卫自己的信仰。这些人竟不顾舆论，以暴力去对付人的弱点。他们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甚至忘乎所以，不知在何处停步。但是，由于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国人们用来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攻击宗教，所以他们又害怕他们的同时代人闹事，并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他们的同时代人所追求的自由。他们把不信宗教看成一件新事，所以凡是新的东西，他都一律仇视。他们同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处于作战状态，把当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见解，都视为信仰的死敌。　　　　
　　这不应当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　　　　
　　因此，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们的精神按其天性发展，驱使它越过自己应当自动停止的界线。　　　　
　　我深信这个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就是政教的密切结合。　　　　
　　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主要是把基督徒当做政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宗教敌人加以攻击的。他们之仇恨宗教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而很少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他们之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　　　　
　　在欧洲，基督教曾准许人们把它与世间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今天，与基督教结合的那些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好象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它还活着，但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会立刻站起来。　　　　
　　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使欧洲的基督教恢复其青春的活力。只有上帝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也得有赖于人们相信它仍然保留的全部力量是有用的。　　　　
　　美国人的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是如何促进民主制度获得成功的应当怎样理解美国人的教育——人的理性在美国受到的培养不如在欧洲深刻——但没有一个人仍处于无知状态——为什么——即使在半开化的西部各州，思想的传播也很迅速——实践经验为什么比书本知识对美国人更为有用我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已向读者指出了美国人的教育和习惯对于维护他们的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个新的事实。　　　　
　　美国至今只出现很少几位著名作家，它没有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连一个诗人也没有。它的居民用一种不大赞成的眼光，看待名符其实的真正文学。欧洲的一个三流城市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也比美国二十四个州加起来要多。　　　　
　　美国人的思想缺乏一般观念，他们根本不追求理论上的发现。政治本身和实业，也不引导他们去进行此种研究。在美国，不断制定新的法律，但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探讨法律的一般原理的大学者。　　　　
　　美国人有他们的法律顾问和评论家，但没有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们向世界提供的，主要是范例，而不是教训。　　　　
　　对于技术，也可以作如是观。　　　　
　　在美国，对欧洲的发明创造利用得很好，并在加以完善以后，使其令人赞叹地适用于本国的需要。美国有实业家，但他们没有受到科学的训练。美国有优秀的工人，但发明家不多。富尔顿在为外国人服务多年之后，才得以将自己的天才贡献于祖国。　　　　
　　凡欲考察英裔美国人的智力水平的人，都应当从两个不同方面去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你考察的全是学者，你会为美国学者之少而感到吃惊；如果你在调查时将无知的人包括进去，你又会觉得美国人的知识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我在本书的另一处已经说过，全体美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处于最高者和最低者之间。　　　　
　　在新英格兰，每个公民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在这种教育中他们还学到了宗教方面的若干知识和论据。他们了解本国的历史，知道本国宪法的要点。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很难碰上一个对这些事情不甚了了的人；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怪物。　　　　
　　当我拿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同美国的共和制度进行比较，拿前者的手抄本珍贵图书和无知群众同后者的无数报刊和有知识人士进行比较，随后再回顾我们为了古为今用和根据两千年前的经验来推断我们今后的未来而仍在进行的一切努力时，我真想把我的书全部烧掉，以便只用全新的观点来考察如此全新的社会情况。　　　　
　　但是，不要把我关于新英格兰所述的一切，一股脑儿地推及整个联邦。越往西或越往南，人民的知识水平越低。在濒临墨西哥湾的各州，也象我们欧洲一样，有些人连初等教育也没有受过。但是，你要想在美国发现一个全是无知人居住的地区，那是枉然。其理很简单：欧洲各国是从愚昧和野蛮状态走出来，朝向文明和开化前进的。但各国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的在这个征途上走得快一些，有的在途中耽误了一些时间，还有的在途中停下来睡起大觉。　　　　
　　美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英裔美国人本来都已经开化，来到新大陆后又继续繁衍子孙。他们不用从头学起，只要不忘记原来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这些美国人的子孙，后来又年年迁往内地的荒野定居；而随着他们的定居，也把原有的知识带来，并且继续尊重知识。教育使他们知道了知识的功用，并能使他们把这些知识传给后代。因此，美国的社会没有摇篮时期，它在建立时就已经是成年。　　　　
　　美国人从来不使用农民一词。他们之不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在他们的印象中，不知什么是初民时期的无知、田野的单调和乡村的粗野。他们对文明早期阶级的那些德行、恶习、鄙俗和粗犷，一概不知。　　　　
　　在联邦的边远地区，或在人口稠密地区与荒野的接壤地带，有一些大胆的冒险家在那里落户。他们为了不在家乡挨饿受穷，而不怕艰险，深入到美国的荒僻地区，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拓荒者一到可供安身之处，便立刻伐倒树木，在树荫下盖起木房。再没有比这些孤零零的住所，更使人感到凄凉的了。旅行者在夜幕降临的时刻走向这种住房时，遥见灯火闪闪发光；而走进屋子里以后，则见炉火通红；在夜里，一有风吹来，就可以听到用树叶覆盖的屋顶，在大森林里摇来晃去作响。谁会不以为这座可怜的小屋是粗鄙无知的人的栖身处呢？然而，拓荒者的精神面貌与其栖身之处之间，却毫无共同之点。他周围的一切虽然原始和粗野，但他本人，却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劳动和经验的体现。他穿着城市的衣服，说着城市的语言；他知道过去，憧憬未来，正视现实。他本是一位很文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就适应了森林里的生活。他在进入新大陆的荒原时，只随身带来一部圣经、一把斧头和一些报纸。思想在这些荒原里传播的极其神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我不相信，在法国的最开化和人口最多的地区，能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知识传播活动。　　　　
　　没有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大帮助的。而且我相信，在启迪人智的教育和匡正人心的教育不相分离的地方，情况更会如此。　　　　
　　但是，我不想夸大这个优点，而且我也远远不象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以为只要教会人们读书写字，人们就可立刻成为公民。　　　　
　　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地习惯于自己治理自己，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今天也不会为他们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　　　　
　　我同美国人在一起生活过很长时期，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钦佩他们经验丰富和常识广泛。　　　　
　　切不要让美国人谈论欧洲，他们一谈起欧洲，总是表示非常自负，而且还很看不起欧洲。这时，他们也不过发表一通在所有的国家只能唬住无知人的笼笼统统的泛泛之论。但是，当你把话题转到他们的国家时，你会看到笼罩着他们理智的乌云立即消散：他们的语言和思想变得清晰和准确了。他们将告诉你，他们的权利都有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按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你会看到，他们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机制。美国的居民不从书本去汲取实际知识和实证思想。书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