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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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的写作规则，因而不知不觉有违人们的常识，最后导致他们脱离现实。
他们力避使用通俗的语言，而去使用那种跟人民群众所用的美丽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惯用语。
这一切便是贵族制社会为文学的发展自设的障碍。
凡是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离的贵族，都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把图翻过来，看一看背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民主社会。这个社会，无论是它的古老传统，还是它的现代文明，都使人感到可以获得精神方面的享乐。在这里，各个等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和权利均已无限分割，而让我说的话，我敢说已经分散到各个角落。
在这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批爱好精神享乐的新人物，并没有受过同等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等；他们不但与父辈或祖辈不同，而且他们本身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在不断变动。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被传统和共同习惯联系起来，而且他们向来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愿望和时间。
而作家就是从这群其貌不扬和容易激动的人们当中产生的，并且是依靠这些人而发迹和成名的。
我不必下工夫研究就可以知道，情况既然如此，要想在这样的民族的文学当中去找贵族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一致承认的那些严格规则，即使是其中的少数几个，也是枉然。这样的民族即使在某一时期同意采用这些规则当中的某几个，这也不能证明以后仍会如此，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代新人形同一个新的民族。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使文学服从狭隘的规章，而且这样的规章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在民主制度下，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而且搞所谓纯文学的人，也大部分兼搞政治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是偶尔抽暇去体验精神上的享乐。因此，他们从未把这种享乐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妙趣，而看成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的和必要的排遣。这样的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决不会深刻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体会不出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用于写作的时间很少，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价钱便宜、很快可以读完和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要求的美，是使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使人立即可以冲动起来的感情，是使人惊异的妙笔，是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好象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
我还需要赘述吗？我不用解释，谁都可以知道我以下将要说些什么。
总之，民主时代的文学，不象贵族时代文学那样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而它一般又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罗唆的，但又几乎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意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像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享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打算走另一条道路的作家，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还会不管作品好坏而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样的例外毕竟是不多的，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是脱离了常轨的这些作家，在细节方面又总是要回到常轨上去的。
以上，我谈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能立即由第一个极端转入第二个极端，而只能经过无数的阶段逐渐地过渡。在引导一个尚文的民族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移的过程中，几乎总是要经过一段使民主的民族的文学天才与贵族的民族的文学天才相遇和两者一致表示愿意去共同影响人的精神的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是过渡性的，但会大放异采：作品丰产而不滥竽充数，活动积极而不紊乱。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就是如此。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永远取决于它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我知道，除了这两个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特点的原因。但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了解前者，才会完全弄清后者。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四章 关于文学的商业性
民主制度不仅使实业阶级染上了文学爱好，而且把商业精神引进了文学界。
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但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需要人们的钦佩，而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了。
由于读者越来越多和需要日新月异，所以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能畅销。
在民主时代，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一般说来就象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读者大众使作家发了财，但看不起他们。试问：对待出生于宫庭或蒙宠而在宫庭里生活的御用文人，除了如此还应当如何呢？民主国家的文学界，总有这样的一批视文学为商业的作家，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的作用可以胜过几千名思想小贩。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五章 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特别有用
一些古代的最民主的共和国所说的人民，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含义。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余的人全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
因此，尽管雅典人实行普选制度，但他们的城邦仍然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只有全体贵族才有平等的参政权。
对古罗马的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斗争，也要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实际上，古罗马的庶民也属于贵族阶级，并具有贵族阶级的精神。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古代，书籍是很少的，而且价格昂贵，不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有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便使对文学的爱好和享用集中于少数一些人身上，在一个大的贵族政治集团中形成一个小的贵族文学集团。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把写作视为一种实业。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民，不仅是他们国家的贵族，而且还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民族，所以他们必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缺点和优点。
实际上，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传世的古代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们的作者虽然在体裁上有时变化不大，在思想上有时不够大胆、活跃和概括，但在情节的描写上却有令人佩服的技巧和匠心。他们的作品没有匆忙或随意下笔的痕迹，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行家看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纯美的追求。后来的任何文学都没有象古代文学这样突出地表现出这些特点，而民主时代的作家也自然不会有这些特点。因此，在民主时代如不很好地研究古代文学。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这种研究比任何研究都更能克服民主时代内在的文学缺点。至于文学的自然特点，则完全是自然产生的，用不着学就可以得到。这是必须认识清楚的。
这项研究可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有用，而对它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则不会有补。
在每个人都习惯于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则将造就出非常文雅但又非常危险的公民，因为社会和政治情况在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无法满足的。于是，他们将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义扰乱国家，使国家不能在实业方面得到发展。
显而易见，在民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全均要求对大多数人首先进行科学、商业和工业教育，其次才进行文学教育。
各级学校都不应当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对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学习文学或对文学感到兴趣的人，也应开设一些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将精力完全投入古代文学的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胜于一大批坏的专科学校，因为在后者到得的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的必要深造。
在民主国家里，凡想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这是非常有益的办法。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古代的作品都是没有缺点的。我只是认为古代的作品有一些可以有效地抵消我们所特有的缺点的特殊优点。古代的作品可把我们从歧途引上正路。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六章 美国的民主怎样改变了英语
如果读者已经完全了解我上面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那就不难明白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可能对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的语言本身发生哪些影响。
其实，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生活在英国的环境下，而没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们在不断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并且天天以英国的作家为楷模。但是，人民本身并非如此，因为只能对美国发生作用的那些独特原因，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在变成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注意口说语言，而不必注意书面语言。
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些使我望尘莫及的能够立即辩别出语言的这种细微差别的人，都一再叫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上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有显著的差别。
他们不但指责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英美两国的差异和相距遥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且说这些新词主要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借用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义而加以使用。
他们最后说，美国的居民常在说话当中加进一些使你莫名其妙的词语，有时把在他们的母国中不能混用的词当作同义词使用。
一些值得我相信的人多次向我说的这些话，促使我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根据理论所得的思考结论，同他们根据实际所得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
在贵族制社会，语言同一切事物一样，也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社会创造的新词不多，因为它的新事物不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附会。
即使贵族制社会的人的精神终于自己振奋起来，或被外部射进的光芒刺醒，它所创造的新词也要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以表明它决非来自民主社会。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移向西方之后，法语当中立即出现一些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于是，在法国出现了流行新词的风气，但使用新词的都是有教养阶级，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显著，只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及于人民群众。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先后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只是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600多个新词，这些新词几乎全都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
反之，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则不断使其语言和事物改变面貌。在这种万事都在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相继出现，而一些旧的观念则逐渐消失，或消失之后又复现，但更多的是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
因此，常常是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本身就喜欢变动。这种情况既见于语言，又见于政治。因此，民主国家即使无须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民主国家人民的天才，不仅表现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而且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性质上面。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法律均由多数制定，而语言方面的规则也自然要由多数规定。多数的意志，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研究学问的人，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甚于重视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辩。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些方面的语言将来还要不断发展，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逐渐被抛弃。
至于民主国家的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都是不难解答的。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一无所知。他们不必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即使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不是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有时反而表现出最大的无知。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的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以为，职业越是低下，表明自己越无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可以显示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可以随时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不断往来，并在日益增加的互相接触中彼此随时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将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普通话。许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是对流行已久的用语赋予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对语言带来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这样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使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微离开原意，随后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