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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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制国家里，做仆人的往往并不因为受人支使而感到下贱，因为他们只知道做仆人，想不到还有其他工作可做，认为他们与主人之间存在的惊人不平等是上帝的某项神秘法律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民主制度下，做仆人的并不低三下四，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的临时职业；舆论也不轻视他，主仆之间没有任何恒久的不平等关系。
但是，当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时，人的思想几乎总要经历一段动摇于贵族主义的臣服观念和民主主义的服从观念之间的时期。
于是，在服从者的眼里，服从逐渐失去其道德价值，他们不再认为服从是某种神圣的义务，并且仍然从自己没有过上纯人生活的观点去看待服从。在他们看来，服从既不是神圣的，又不符合正义。他们把服从看成是一种虽不光采，但可以获利的行为。
在这个时期，仆人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一种模糊而不完整的平等观念。最初，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权享受的平等是在处于仆人的地位当中就能获得，还是只有摆脱仆人的地位后才能获得，而且从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处的受人支使、但能获得收入的低卑地位表示反感。他们同意受雇于人，但在听人支使时又面带愧色。他们喜欢仆役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但对主人本人并不喜爱。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还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主人，而总是把支使他们的人视为非法剥夺他们的权利的人。
这时，在每个公民的家里便出现了与政治社会里呈现的可悲情景有些类似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公民的家庭里，一些互相怀疑的敌对力量之间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做主人的心怀敌意，但表面上和蔼可亲，做仆人的也持有敌意，但不隐瞒自己的反抗；一方企图通过种种不公正的限制来推脱其供养和付酬的义务，另一方则设法推脱其服从的义务。管理家务的权柄在两者之间漂浮，谁都想把它抢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分不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谁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这样的状态决不是民主状态，而是革命状态。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六章 民主的制度和民情为什么倾向于提高租金和缩短租期
我对仆人和主人所作的论述，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地主和佃户。但是，关于这个题目，应在这里单独讨论。
在美国，严格说来没有佃户，人人都是自己所耕土地的持有者。
应当承认，民主的法制有一种促使地主的人数增加和佃户的人数减少的强大倾向。但是，美国当前发生的一切变化，主要还是应当归因于它的国土环境，而很少来因于它的制度。
在美国，土地的价格便宜，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成为地主。土地的收益不大，产品只能勉强地抵住地主和佃户的投资。
因此，美国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是比较特殊的，如拿土地方面的制度作为美国的典型制度，那将是错误的。
我认为，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贵族制国家，将来都还会有地主和佃户。但是，民主国家里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贵族制国家，租种土地不仅要支付租金，而且要对地主表示尊重和关怀，还要为地主服劳役。在民主国家，佃户只付租金就可以了。当一个家庭的地产被分给数个子女或出卖后，这个家庭与土地的永恒关系便随之消失；而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只是根据契约建立的暂时关系。他们为了议定契约的条款而定期相会，定了契约之后便各自东西。他们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是利害关系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一起讨价还价做交易，其唯一的目的在于赚钱。
随着地产的日益向小划分和财富日益向全国各地分散，国内到处便出现了家道式微的破落户和欲壑难填的暴发户。
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任何一点收入都是一件大事，谁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一点点好处和使自己的收入受到些微损失。
由于各个等级逐渐交融，巨富和赤贫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在社会条件方面的差距也一天比一天缩小，地主不再天生就比佃户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两个地位平等和都想摆脱困难的人之间，除了金钱之外又有什么能够成为他们签定租赁契约的基础呢？一个拥有万顷良田和成百农场的人深深知道，他同时要赢得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在他看来，为此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重大目的，他情愿作出一些牺牲。
只有几顷土地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他不必设法去争取佃户的好感。
贵族制度不能象一个人那样在一天之内便死掉；它的原则逐渐地不受人们欢迎之后，才能从法律上加以打击。因此，远在对贵族制度宣战以前，使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联结起来的那条锁链就已经开始断裂了。前者对后者漠不关心和表示轻视，后者对前者心怀忌妒和仇恨。穷人与富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坏。地租日益提高。所有这一切还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它行将来临的明确预告。自行堕落并最终失去民心的贵族制度，就象一棵根部已经枯死的大树，它长得越高，越容易被风吹折。
近50年来，地租的猛涨现象不仅见于法国，而且遍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据我看，工农业在此期间取得的惊人进展，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为了说明这个现象，必须求助于另一个更有说服力、但比较隐秘的原因。我认为，应当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和正在以或大或小的力量激发其他各国民心的民主热情中去寻找这个原因。
我常常听到一些英国大地主自庆，说他们现在所收的地租比他们的父辈多得多了。
他们的自鸣得意也许有理，但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其所以然。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一笔纯收入，其实这只是一项交易。他们得到了现金，但是让出了权势；他们在财钱上得到了好处，可是不久就要在权利上有所损失。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使人容易感到，一场民主大革命正在进行或即将来临。
在中世纪，所有的土地几乎永世出租或至少是长期出租。
在我们研究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时可以见到，那时为期99年的租期比我们现在为期12年的租期还要普遍。
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家庭是永存不灭的，人们的身分似乎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整个社会也好象固若磐石，以致人们认为决不会发生任何动乱。
但在平等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难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没有什么事是永远不变的。事物无常的观念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情绪的支配下，地主以及佃户本人就对长期的义务产生一种本能的嫌恶感。他们双方都害怕自己被眼前对他们有利的租约长期束缚下去。他们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处境就发生骤变。他们感到自身难保，唯恐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旦有变，就可能因放弃昔日习以为常的东西而感到心伤。他们的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民主的时代，在一切变化的事物中最容易变化的就是人心。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七章 民主对工资的影响
我在上面关于仆人和主人的叙述，大部分也可用于雇主和工人。
随着社会等级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来的大人物不断没落，而原来的小人物不断上升，以及人们的贫富不再祖祖辈辈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和观点上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工人对他们的权利、前途和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产生了新的雄心和新的希望，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他们时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雇用他们的人的收益。为了能同雇主分享好处，他们努力争取提高劳动报酬，而且照例能够达到目的。
在民主国家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大部分实业是由在财富和教育上都高于所雇工人的一般水平的人经营的，而且都很赚钱。这种实业家为数甚多，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很难通力合作。
而在工人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报酬不公平时，几乎总有把握拒绝给雇主服务。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工资一直是主要问题。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
但是，可以断言，工人的利益将会愈来愈占上风，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们一天比一天减少对雇主的依附，并随着他们的日益独立，他们将会更加容易争取工资继续提高。
现在，我以目前在我们法国和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还很兴盛的一种实业即种植业为例来说明。
在法国，为他人当雇工种地的人，大部分也自己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依靠这块土地，不去当雇工也可以勉强糊口。
这些人向大地主或附近农户提供劳动力时，如果对方出的工钱太低，他们就会留在家里种自己的那块地，并等待更好的受雇机会。
我认为，就农业工人的整个情况来看，可以说工资的缓慢递增是在民主社会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之一。人们的身分越来越平等，工资也越来越提高；而工资越来越提高，又反过来促使身分越来越平等。
但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却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例外。
我在以前的某一章已经指出，被挤出政治社会的贵族是怎样涉足到某些实业部门，并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其中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这个情况，对工资的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有早就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创办我所说的大型实业，所以能够创办这种实业的人为数甚少。由于人数少，他们就可以容易彼此联合起来，随意规定工资。
反之，他们的工人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加。因为有时生意异常兴隆，在这个期间工资也会特别高，从而把附近的人吸收到工厂里来。但是，人们一旦进入工厂劳动，我们就将看到他们不能再摆脱这种劳动，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很快养成的心身方面的习惯，使他们不适于再从事其他劳动。一般说来，这些人文化低，手艺差，积蓄少。因此，他们几乎全受雇主的摆布。当竞争和其他意外情况使雇主的利润减少时，雇主几乎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把财产上的损失从雇工的身上捞回来。
如果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则雇主有钱，不致于破产，可以悠然等待，等着贫困迫使工人就范；而工人为了不致饿死，就得天天劳动，因为他们除了一双手之外，一无所有。雇主的压迫使他们长期匮乏，而且越穷越容易受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一个行业的工资有时突然上涨之后又长期跌落下去，而另一个行业的劳动报酬虽然一般只是缓慢地上升，但毕竟是不断增加的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这个时代的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是一个例外现象，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严重和更值得立法者特别注意，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在变动的时候，很难有一个阶级保持不变，而当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开拓新的生财之路时，也很难让某些人安然自得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八章 民主对家庭的影响
以上，我考察了身分的平等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深入到家庭的内部。我在这方面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而是阐明已知的事实与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已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新的关系，父子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消失，至少也已经减弱。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美国，但它更使人注目。
在美国，始终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美国人只是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政，子女不得抗拒。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而子女们的利益，以及父亲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成为合理合法。
但是，美国人达到成年之后，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日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想上自己做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说来，美国人没有青年时期。少年时代一结束，人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走其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取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错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与原则，也在使做父亲的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的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对不会有那种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感觉。这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看到他的权威总有一天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也已事先知道，他自主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自由，就象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
试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的，也许不无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或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或不准它们在各地存在。
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国家，当局从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呼吁或求援；因为人人彼此都是受一定的关系约束的，所以只要上层人物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一定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和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团。在贵族制国家，社会实际上只承认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存在，做子女的只是通过父亲而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管束做父亲的，做父亲的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有天赋的管教子女的权力，而且被赋予对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他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及于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在法律上看来，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