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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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人通常没有这样的30年去实现他们的宏图。平等使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一切平凡的东西，从而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
在民主社会里也象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致富和升官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公民均衡地敞开着的，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必定是缓慢的。因为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难于从其中选定某些人而不违反民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的平等原则，所以首先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和全体通过考试。
因此，随着人们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的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制度和民情，升级的办法也就规定得越来越死，而升级的速度也就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地位的难度加大了。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和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统统经过许许多多预备性的小小实习或训练，从而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想象力消失。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了，而在他们终于有能力做一番大事业时，则已失去了兴致。
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
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平等在各处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规定或管理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罕见的。这样的晋升只能是常规的例外。它的这个特点，甚至使人忘记了它是少有的现象。
民主时代的人终于逐渐了解了这一切。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不受限制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可以轻易地向前跨步，但谁也不可能奢望飞速晋升。他们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许多必须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的小小障碍。这个前景使他们望而生畏，挫败了他们的志气。因此，他们放弃这种遥远而渺茫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近的虽然不太高但容易得到的享受。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前途，而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
我曾经说过，怀有大志的，在民主时代大大少于在贵族时期。我再补充一点：在民主时代，即使有人不顾这些障碍怀有大志，其表现亦有所不同。
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它的范围是早已规定好了的。在民主国家，志向的范围一般比较狭小，但是可以突破，而且一经突破，可以说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由于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薄弱、各自为政和经常变动，而且在民主国家先例的作用不大和法律容易改变，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是柔弱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强大的权力又无坚强的组织。因此，当一切权力被一些野心人控制时，他们便敢于为所欲为；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便会想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
因此，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便具有暴力和革命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有这种情形。
在民主国家里，通常是一个人最初有许多非常合理的小志向，然后由此衍化出一种强大的但欠明智的欲望。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远大而有节制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我曾在书本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而不见的力量使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只顾眼前的热情控制了人心。这种激情和热情混进了希望上进的情感，而且可以说使希望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
我认为，民主社会的怀有奋进之心的人，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关心未来的利益和规划，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一切精力。他们宁愿迅速地完成数量众多的小事情，而不愿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大事业。他们爱成功甚于爱荣誉。他们向人提出的最重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是统治。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不如他们的社会地位应当表现出的那样高雅。这使他们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往往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象只是为了便于享受小小的粗鄙乐趣。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奋进之心；而如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极其危险的。应当努力为它预先规定出不得逾越的极限，但也要提防过于限制它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使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的领袖们要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单调和非常平静的幸福上睡大觉，那将是错误的；他们应当让公民们时常做一些艰险的事业，以便激发他们的奋进之心和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道德家们经常埋怨说，现代人的主要恶习就是骄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这样说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又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但他可能自卑，以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不敢涉足于高大的事业，而且连想也不想。
因此，我不认为应当让我们的同时代人学习谦逊，而希望他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谦逊对他们是无益的，我认为最缺少的是骄傲。我宁愿让出我们的若干小小的美德，来换这个恶习。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章 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求官谋禄问题
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知识和一些财源之后，便去经营工商业以求致富，或买下一块上面有林木的荒地开垦。他有求于政府的，只是不要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保证他由此获得成果。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和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官当。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停下片刻加以研究。
当公职的位数不多、待遇不高和经常变动，而经营工商业的门路很多和可以赚钱时，则平等的思想每天都在制造的新的急欲求成的欲望，会使人全去经营工商业，而不去政府当官。
但是，当等级已经平等，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或有羞臊心理，而发展已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人提供困难而缓慢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便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而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用国库的钱使自己的生活舒适，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很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容易和最可靠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就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必然尤譬如此，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取薪俸的官员人数极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以致人人都想找到一个官职，并要象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
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
在民主国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公职人员的额数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追求官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有增无减地逐步增加。只在没有人的时候，它才有了止境。
因此，当公职成为希望出头露面的唯一门径时，政府最后必然遭到长期的反对，因为政府无法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应当承认，全世界的人当中最难控制和驾驭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无论官员怎样努力，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要求。因此，必须经常留意这些人只是为了使官位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和改变国家的面貌。
因此，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平等所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使其得到满足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为采用这种办法而后悔。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权力用于这样的需要上实属轻率，而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应当是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越来越少
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只有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时大时小的改革，借助于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相继出现多次急剧变位之后，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情况。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完成之后，它所制造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一些深重的动乱也将随之而来。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身分逐渐趋于平等的期间发生的，所以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关系和一种隐秘的联系，以致其中的一者只有依靠另一者的产生才能存在。
关于这一点，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符合的。
在等级逐渐接近平等的国家，没有一种形诸于外的联系把人与人结合起来积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永享的权利，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受人支配的境遇。
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只要自己有些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一切人分开而自己单独前进。
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永远不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的和不停的改革时代。
情况果真如此吗？身分的平等能够使人们习以为常地和永远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身分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在妨碍社会安定，驱使公民们不断去改变他们的法律、主张和民情吗？我认为不是如此。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请读者注意我的评述。
凡是使国家改变了面貌的革命，几乎不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就是为了破坏不平等而进行的。撇开造成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能看到是不平等在这里作祟。
这就是说，不是穷人想夺取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束缚穷人。因此，如果你能使一个社会处于人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取某些东西的状态，你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并非不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公民极其富有，而另一些公民则十分歧困。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象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为民族的绝大多数，而是人数很少，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祖祖辈辈永远贫困下去。
在富人那一方面，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强；他们没有使人看到眼红的特权，连他们的财产也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而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如同不再有穷人家系一样，富人世家也不复存在，在芸芸众生之中每天都有富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生。因此，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可以容易确认和识别的阶级。
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千丝万缕的隐而不现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击他们就不能不害及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极端之间，还有无数的几乎是各方面都相同的人。这些人既不极穷，又不极富；他们持有的财产，只达到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反和嫉妒的程度。
这些人自然反对激烈的变动。他们的保守性使高于他们的人和低于他们的人都保持于安静状态，并保证着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
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已经满足于现有的财产，对于使他们能够分享到好处而又不受损失的革命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渴望发财，但使他们为难的是，他们知道这会侵夺某些人。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也在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使人增加了进行改革的自由，但却减少了人对改革的兴趣。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仅不从心里希望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
任何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威胁既得的所有权。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大部分都拥有财产；他们不但持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人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
穷人往往不关心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干脆一点没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但经过长期地和辛勤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反而感不到财产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其的小康之人，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使他们没有陷入贫困的，只是一小点家产，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和希望随时都寄托在这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但是，使这些热心保护家产和唯恐丧失家产的小所有者人数日益增加的，正是身分的平等。
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大多数看不清革命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是时时刻刻感到革命会从四面八方给他们带来损失。
我在本书的一个地方说过，身分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