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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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吸收了汉、回、藏各族建筑的一些因素而加以演化。装饰精巧华丽是维族
建筑的重要特点。
西式基督教建筑在明代已经陆续出现。特别是在早已落入葡萄牙殖民者
手中的澳门，基督教势力迅速扩展，在16、17世纪先后建有望德堂、圣劳楞
佐堂、圣安多尼堂、圣保禄堂、圣奥斯丁堂、圣多明我堂等。
在内地，著名的北京南堂位于宣武门内，始建于1650年。当时，德国传
教士汤若望 （1591—1666年）因在华修制历法有功，被清廷赐金1000两，
在此地建造大教堂，两年后竣工，以中式为主。后来该教堂一度被毁。1703
年康熙又赐10万两重建。1775年再遭厄运毁于火灾，其后清廷再赐银1万
两，得以修复。在反复建设与装饰后，南堂成为宏伟的巴洛克式，堂侧还有
高塔两座，分置风琴和钟铎，定时奏乐。杭州的天主堂则是意大利耶酥会士
卫匡国（1614—1661年）所建，外观西式，内部却以中国式木柱四行分成中
部和左右两翼。上海的安仁里世春堂（后改敬一堂）也是中西合壁式的教堂，
是该地最大的天主教堂。
（2）工艺美术的繁荣
清代的工艺美术，特别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产
品不仅为满足皇室和上层社会尽情享受的需要，也适应了商品化日益明显的
社会中的市民生活的多种追求，同时成为出口的重要货物。正如前述，中国
工艺品在欧洲各国享有盛誉。在莫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
恰好具体说到本书着重的时期 （1600—1833年）中国向欧洲输出的大量商
品，其中有丝、茶、棉织品（亦叫“南京布”）、丝织品、陶瓷与其他工艺
品、装饰品等。法国著名汉学家考狄说，当时“甚至在法国的壁橱上也发现
了中国的影子，中国的瓷人代替了法国“太阳王”（即路易十四——引者注）
的塑像与百合花。”①
清代朝廷对工艺事业的管理和组织十分认真，例如康熙在1683年任命臧
应选为御办窑厂的总管，并亲自授意制作有时代特点的优质瓷器。又继承明
代传统，设立“织染局”、“织造局”和“造办处”等机构。除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等有利条件外，整个社会重视工艺技术的风气日渐浓厚，被誉为“中
① 参见曹琦、彭耀著《世界三大宗教建筑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引自《中西戏剧的文化交流趋势》，《新亚学术集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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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和其他实用技
术著作的刊行和广泛应用，西方科技的引进，都促进了根基深厚的中国工艺
制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清代有重要成就的工艺美术的种类和数量比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主要品种有丝织、棉织、印染、刺绣、服装、陶瓷、
色釉、玻璃、漆工、螺甸、金工、家具、剪扎等，玉雕、牙雕、竹雕等也属
重要的工艺美术，但也可归入雕塑项下。下面只谈丝织、刺绣、陶瓷和家具
的一些情况。
丝织方面，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江西和四川等省都有较大的工场，
南京、苏州和杭州是最重要的中心，产品多为富有艺术性的实用锦、缎。以
江苏织造局的产品为例，织出的纹样丰富生动，大多象征喜庆福寿，龙凤、
翎毛、人物、花卉、云纹等各有特色，并题以“四季丰登”、“万民安乐”、
“五福寿”、“六合同春”等祝词、反映了国泰民安和祈愿福乐的理想。
刺绣在清代主要有苏绣 （以苏州为中心）、粤绣（以广州为中心）、蜀
绣 （以成都为中心）、湘绣（以长沙为中心）、京绣（以北京为中心）等，
各有地方特色。主要为实用，也有专作艺术欣赏品的，即使是前者，也常绣
上花卉、鸟兽、人物、山水和吉祥图案。专门的刺绣品有绣士大夫或宫室夫
人像、山河风景、仿制名画等。针法精巧，色泽多样。粤绣中的潮绣 （以潮
州为中心）喜用金线，形成凸起的浮雕层次效果，别有一格。所绣祝词，内
容类似丝织品上所用词语。
康熙年间，陶瓷工艺进入新的发展高峰期。英国陶瓷学专家哈里·加纳
评论说：“康熙青花瓷器在技术上的登峰造极，在清代为冠。”青花瓷器早
在明代已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在陶瓷装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
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巨大的流传影响。青花瓷在中国的明代进入全
盛时期，它的制造技术外传到近东及日本、朝鲜等其他东方国家，最后传到
欧洲。虽然从18世纪早期开始，装饰色彩斑斓的瓷器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然而，青花瓷仍旧保持着它的旺盛生机。”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
①一书中，从西方人的角度对清代的陶瓷工艺水平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如此有力
的肯定。他还说：“从殷弘绪神甫1712和1722年所写的著名的两封信中，
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瓷器的制造方法。我们知道，当时流水线的生产方法已
被使用，一件即使是简单的瓷器在它入窑烧制之前，可能要经过多达70道的
工序”，人们“能发现大量具有真正工艺美色的瓷器，大体上可以肯定其装
饰出自某个艺术家之手”。如果读者回顾一下本书前面说过的法国人在 18
世纪的官办制瓷工场中的分工情况，自然会明白中国的制瓷工艺更细致，瓷
器的故乡仍然处在世界制瓷技术的最前列。
这当然不只在青花瓷方面是如此。传统的“古彩（即五彩）”瓷器，新
创的“粉彩”和“豆彩”，以及同样是新创的具有立体感的“珐琅彩”，从
康熙到乾隆年间不断改进和发展。此外还有“金银彩”和“素胎彩”等。当
时官窑对造型和色彩的要求特别高，留下了大批著名作品给后世，如顺治时
的《青花天女散花纹碗》、康熙时的《青花松竹梅纹茶壶》和《五彩人物故
事纹盘》、雍正时的《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和《粉彩人物故事图笔筒》、
乾隆时的《青花海水九桃纹龙耳瓶》和《粉彩镂空转心瓶》及嘉庆时的《粉
彩石榴纹瓶》等。此外，以民窑为主生产日用瓷器也十分发达，产区达 40
①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年版。本段引文均出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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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其产品也有兼备较高艺术性的，如河北磁州的《白地黑花福字盘》等。
广州的“广彩”到18世纪才兴起，产品适应外销，用色特别鲜艳。陶器方面，
宜兴“紫砂壶”和石湾陶塑十分驰名，后者也被视为雕塑作品，其“佛山祖
庙装饰雕塑”群中人物形象非常生动。
清代的家具在造型和结构上虽然继承明代的传统，但由于宫廷、贵族和
富商家居的摆设日趋豪华，促使它朝繁复和精细方面进一步发展。高级家具
实际上是多种工艺美术成就的综合体现。例如设计思想上强调装饰功能，喜
用曲线，繁缛堆砌，雕镂甚多，反映了雕刻艺术的功力。由于髹漆技术的发
展，使家具的色彩有的显得特别典雅，有的特别华美，适应了不同环境和不
同品种的需要。家具的基本材料除木质以外，兼有用竹、藤和石料等，并镶
嵌金属、象牙和宝石等。全国家具制作中心颇多，但以北京、苏州和广州三
地的产品质量最优，风格最具特色，分别称为京式家具、苏州家具和广式家
具。广式家具最讲究雕刻装饰，在当时的对外出口品中占了较大比例。
清代的工艺美术是对世界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这同时，它也接受了
外来经验的启迪。下面以钟表制作工艺为例。康熙年间，宫廷中对来自欧洲
的自鸣钟早已熟悉，1701年起还特聘欧洲机械师到宫中制作。乾隆年间也这
样。但这时对钟表制作的兴趣已越出了宫廷的高墙。不仅圆明园特设了“钟
房”，而且其他地方出现了公众可以望见的大钟。《广州“番鬼”录》就有
记载说：“礼拜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虽是广州当时唯
一的大钟，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此广州的技师很快就掌握了金属机械弹
性原理，率先制作成功座钟和挂钟等，它们既是机械产品又是工艺美术品，
水平相当高，不仅运行准确，而且装饰了人物和动物造型，按时活动，以敲
击报告钟点。不久，苏州技师也掌握了制作技术，“广钟”之外又有了“苏
钟”，但发条是进口的。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也精于钟表，在1809年出版
的《高厚蒙求》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它的原理，还有附图等。又如瓷器的
制作，本来是最具中国传统的，但在外销品中，无论类型、画法和图样方面
都要看欧洲订货者的意见。路易十四的儿子订制过瓷制灯笼和乐器，给瓷杯
加制把柄，瓷上人物画成碧眼棕发，甲胄纹章瓷很多，等等，都是受西方影
响的结果。再如欧洲人懂得生产称作“金星料”的新型玻璃，在西方传教士
参与和指导下，在乾隆年间也烧制成功了，成为工艺美术创作的又一种材料。
（3）书法艺术的兴盛
在世界艺术史上，中国书法独树一帜，为西方艺术所无，又对东方一些
国家（如日本）的书法起了先导与促进作用。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到了清代
进入新的兴盛时期，书法大家人才辈出，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风格
流派也比任何时期都要丰富。
清代书法艺术兴盛的背景，一是明末已经涌现一批大师，其成就成为对
后人的激励；二是清代统治者的鼓励政策。明末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董其昌
（1555—1636年）、张瑞图 （1570—1644年）和黄道周 （1585—1646年）
等。其中董其昌兼为画家，名气最大，他在绘画与书法方面都是传统的集大
成者。书法上他先学唐代颜平原、虞世南，继而学魏晋钟繇、王羲之，并学
宋代米芾，追求正宗，又富于个人特色；其字体圆润而潇洒，结构森然而秀
美。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提倡汉族传统文化时，对书法艺术给予极大的重
视，尤其高度评价董其昌的作品，尽搜其真迹，定为一尊。以至“朝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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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廷供奉，干禄求仕”无不以董书为极品。因此董其昌虽然是明代大家，却
对清代影响至大。
在董其昌、张瑞图和黄道周等稍后，还有一些书法家跨越明清之交，可
视为清代最早的代表，最著名的有王铎（1592—1652年）和傅山（1607—1684
年）等。王铎在明代历任官职，至崇祯十七年三月，担当礼部尚书而未到任，
清军已攻陷北京，后来在顺治三年开始出仕清朝，也升至礼部尚书，这一仕
途被当时不肯认同清廷的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看不惯，所以对他的书法作品也
少有重视。但他仍然自信地说：“我无他望，所期日后史上，好书数行也。”
事实上，这毫不为过，从他传给后世的著名作品，如《五言古诗轴》、《临
王筠寒凝帖轴》、《行书轴》、《忆游中条语轴》、《临豹奴帖轴》、《杜
甫诗卷》、《题柏林寺诗轴》和《孟津残稿》等，都显示出他的书法技艺高
超，在清初以至整个清代前期，名位最前列。后人论其风格，认为他在 50
岁前，在和平环境中如他本人所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能够把传统融
会贯通，形成用墨浓淡和粗细结合，对比鲜明，富于节奏和刚健的特点，而
50岁后在主客观多种矛盾交叉下则形成气势磅礴，浪漫淋漓的特点。
傅山在明代曾求功名，没有成功，待到清代，却效忠前朝，以行医为名
秘密参加过反清斗争。他在书法艺术中，与为人一样讲求个性，提出“宁拙
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传世作品如
篆书《七绝诗轴》、隶书《五言诗轴》、楷书《六言联》、行草书《赠久子
词宗轴》、《五言诗四条屏》、《孟浩然诗卷》等，有许多是体现“四宁四
毋”的主张的。当然，他的所谓“拙”并非“拙劣”和“笨拙”之意，所谓
“丑”也非“丑陋”和“丑恶”，而是说要追求真朴，反对媚俗和生硬的雕
琢。
在清代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书法大师，截至1840年左右，有帖学派的代
表张照（1691—1745年）和刘墉（1719—1804年）等，碑学派的代表金农（1687
—1763年）、郑燮 （1693—1765年）、邓石如（1743—1805年）、伊秉绶
（1754—1815年）、包世臣 （1775—1855年）和何绍基 （1799—1873年）
等。
帖学派主张习名家之帖，然后加以发挥，形成各自新的风格。自宋代以
来，帖学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和正统。明末董其昌作为帖学的集大成者，不
仅刻帖和书帖，而且认真总结帖学经验，构成系统的理论，发表在他的 《画
禅堂随笔》里。康熙对他的重视更使帖学派在清初得以继承和迅速发展。张
照的书风酷似董其昌，很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许多“御书”扁额和书画题跋
实际上是张照代笔。其传世作品《鹊桥仙词》、《行书诗稿》、《书李商隐
东还诗》都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而最为称著的是在乾隆八年所书的《岳阳
楼记》。据说当时张照亲临洞庭湖，登上岳阳楼，面对浊浪翻滚的湖面，迎
着狂啸的阴风，对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
句有了真切深刻的体会，广阔的心胸感慨万千，然后命笔，出神入化，完成
了这件书法史上岸伟之作。
刘墉是帖学派另一达到高峰的代表，甚至被誉为清代帖学派集大成者。
传世作品有 《苏轼远景楼记轴》、《行书立轴》、《小楷册》和《临赴孟睢�
跋》等。他广学众家，独成一格，并不无根据地宣称：“我自成我书耳”。
碑学派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唐宋时代，由书法家书写，
工匠刻字，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等留下了许多典范楷体。但此后帖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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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强盛，使碑学传统中断，直到清代嘉道年间才重新兴起。这一方面是由
于当时有大量古代文物出土，客观上需要加强金石考据工作，另一方面是雍
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为避忌讳免遭危难，主观上转移精力
于经史，书法上的碑学派因而复兴并形成壮阔的潮流。有人把清代碑学分为
三个时期，首期由顺治到乾隆，有百年时光，习碑的多是在野文人，其中就
有上面已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