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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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取其条例形号,分配于阴阳二均、高低字谱,编集成图。”这是用汉语介
绍西乐的第一部著作。提供其参考资料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在康熙三十八
年(1699年)在宫廷里组建小型西乐团并任首席乐师,团员都是擅长音乐的
其他传教士。徐日昇还为北京天主堂制造大管风琴。此后传教士们对这类事
情屡有贡献。中国人由此开始认识五线谱、西乐唱名和西乐乐器等。虽然这
是个渐进过程,包括《律吕正义》中的文章在内,中国人在理解和翻译方面
还不尽准确,但总算是开了头。乾隆七年(1742年),传教士魏继晋和鲁仲
贤合作乐曲和歌词16首,专供宫廷演奏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意
大利耶稣会士组织了一出著名的喜歌剧的乐曲演奏,都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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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基督教教堂的不断增加,教堂内设置的乐器逐渐完善,教会歌曲逐
渐流行,使西乐的影响不断扩大。
②戏曲艺术的诸腔争雄与京剧的形成
在清代的宫廷和民间舞台上,演出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那些大本
戏、小本戏或折子戏,在艺术分类上多数属于戏曲,而戏曲是音乐、舞蹈和
戏剧的综合体,非常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除戏曲以外,当时还有各种
曲艺节目,包括时调小曲、民歌、弹词和鼓词等,它们着重歌唱或叙说,配
以伴奏或少量动作。另外,又有民间歌舞,在汉族中最著名的是花鼓舞和采
茶舞等。在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舞、藏族的囊玛舞、南方少数民
族的跳月舞和芦笙舞,也特别称著。器乐演奏相当兴盛,所用乐器主要有琵
琶、三弦、筝和胡琴等。再有是杂耍或杂技等。以上多种艺术形式使当时的
表演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象。
戏曲是其中的主流。中国的戏曲艺术,在西方看来,是戏剧因素较多的
歌剧,或者是包含一定音乐和舞蹈因素的戏剧。关于戏曲的形成始于何时,
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普遍认为在唐宋时期已逐渐成熟,宋代的杂剧是比较完
整的形式,剧目达到二百多个。元代和明代是戏曲的黄金时代,除杂剧之外,
又出现了新品种的传奇。从戏曲的音乐来说,当时有海盐腔、余姚腔、戈阳
腔和昆山腔等重要的声腔系统。昆山腔,简称昆腔或昆曲,原来只流行于苏
州一带,后来先后经昆山音乐家顾坚、魏良辅和梁伯龙等人的改良提高,熔
南北曲于一炉,变得轻圆舒缓,清柔婉转,咬字发音很讲究,节奏上板式变
化多样,十分动听,深受欢迎。昆腔自明中叶到清初,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家
与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等。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昆腔戏班。接着,昆腔逐渐被捧为戏曲中的“雅”部,
而其他腔种被视为“俗”部,即“花”部。清代统治者喜欢昆腔,像《忠义
璇图》之类的大戏本全以昆腔演出。北京等地的主要民间舞台也被它统治了。
但是花部在各地的影响也在加强和扩大。花部中的高腔腔系由原有的戈
阳腔派生而成,梆子腔系源于明代的西秦腔,皮黄腔系来自二黄腔和西皮腔
的结合,等等,它们在不同的地区赢得大量观众,并演化成多种地方戏曲。
“花”“雅”对峙相争因而越加激烈。
18世纪后期,即乾隆统治的末叶,地方戏曲的发展到了恰似雨后春笋的
程度。人们把这称为“乱弹”的勃起。地方戏曲多近三百个剧种,在南方主
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贵州、云南
和四川等,在北方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北京
等。逐渐地,比起原已占统治地位的雅部昆腔剧种来,新兴的“乱弹”剧种
在许多地方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们的内容,所用的方言及腔调,更贴近老
百姓,更适应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欣赏习惯。据当时的记载,“长安之梨园……
所好惟秦声、罗、戈,厌听吴骚,歌闻昆曲,辄哄然散去。”当然,这只是
一处文字,未可以一概全。但昆腔开始衰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接着就连在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中心的所在地北京,昆腔也终于没
能抵挡住花部与它争雄的进军。清初以来,戈阳腔已经日益受北京人欢迎,
在乾隆年间它已呈现压倒昆腔的优势。这时,清宫从戈阳腔分化出一种新的
“御用”声腔,与昆腔一起用来编撰新的大本戏剧目,这说明朝廷已不得不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独尊昆腔的态度,虽然保守势力仍然十分顽固。
接着,秦腔也到北京来比试高低。四川秦腔名艺魏长生自乾隆四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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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在那里亮相以后,秦腔就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北京人把戈阳腔称
为“京腔”。这时京、秦出现相互交流的势头。不料清廷为了继续扶持昆腔,
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明令禁演秦腔。魏长生被迫南下扬州和苏州,谁
知反而唱红,使秦腔的影响更大,而昆腔的声誉进一步倒退。
诸腔争雄,即艺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局并未就此了断。乾
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八十大寿,诏令安徽的“三庆”、“四喜”、
“春台”与“和春”等四个戏班进京配合宫廷专门班子同演共庆(另有一说
是浙江盐政官员和富商送戏祝寿,派遣“三庆”班上京),于是再次掀开花
部诸腔入京竞争的序幕。
安徽各戏班,简称“徽班”,主要唱二黄和西皮,即皮黄腔。皮黄腔虽
是当时的五大声腔系统之一,但其中的二黄原是由戈阳腔转变成的四平腔和
湖北黄州一带的民歌相结合的产物,西皮的渊源也在秦腔,后来流入湖北再
发展而成,所以皮黄腔先天优越,包含多种良好因素,基础胜于另外四大声
腔系统。二黄和西皮以其高亢爽朗、节奏分明、唱词通俗,等等,很快就争
取到大量观众。虽然清宫保守势力再次作梗,又对皮黄腔发了禁令,但不再
奏效。再说,徽班其实并不只是唱二黄和西皮。他们了解到北京众多的观众
中,口味不尽一致,于是在上演的剧目上包括了其他声腔的节目,由从其他
戏班招聘来的演员演出,另一方面主动研究各种声腔的特点,力争吸取各家
之所长,使自己更丰满,也避开自己之所短,更得到观众的认同。
这样,从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开始,皮黄腔就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特
别是自1827年它们完全转变为宫廷外的戏班起,演化和改革的进度加快了,
终于变得与往昔既有联系,但又大不一样。人们把这逐渐形成的戏曲新剧种
称为“皮黄剧”,也即后来获得共同承认的京剧。1840年,正是本书所说的
近代中期中国史的终止的一年,可以算作京剧正式诞生的一年。京剧第一代
著名的演员是程长庚、余三胜和张二奎等。程长庚(1811—1879年)刚好是
在1840年由皖入京,担任“三庆”班班主,并总领四大徽班。有人把他视为
京剧的开山祖师,实际上他是立大功者之一。
京剧后来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在世界舞台艺术中是风格独特的
瑰宝,也是枝叶丰满的艺林巨木。关于它的许多具体特点及表演成就,这里
就从略了。但无论如何应强调地指出,它的形成是清代在18世纪末到19世
纪中期约五十年间的重大艺术收获。
2。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1)建筑、工艺和雕塑
①建筑:城郭、宫殿、寺院和民居
1615年,日本德川幕府在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自杀以后,终于实现
了称霸的野心,确立了统治全国的新体制,一直延续到1867年止,长达两个
半世纪。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江户,因此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江户时代。这
与世界范围内,尤其与亚洲范围内的近代中期大致相当。日本史学家中有人
评价德川家族的施政方针大体上是得当的。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促成了
当时的具有市民文化特征的艺术的繁荣。
在建筑方面,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程,在许多地方
建筑城郭和宫殿,佛教寺院也大兴士木。德川幕府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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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郭建筑上主要集中力量重建大阪城和扩建江户城。德川家族的第三代将军
德川家光在1622年已经重建江户城的基础上又于1637年再行扩建,建起五
层的天主阁,还挖掘了外城濠。但德川家光最有名的建筑业迹是修建了日光
庙,即现存的日光东照宫,用于给德川幕府的奠基者德川家康祭灵,为此投
入大量劳力,耗资白银56万8千两。在结构上,日光庙把日本传统的神社和
寺院形式结合起来,平面呈工字形;众殿堂和回廊的内部装饰都异常华丽,
绘画和雕刻云集;在外部是前面开辟了广场,广场上有经堂和钟楼等;整座
建筑最深处树立了宝塔形的墓标。后来祭祀德川秀忠的东京台德院庙和祭祀
德川家光的日光大猷院庙,都采用同样的式样。
宫廷贵族建筑的代表是著名的桂离宫,建于1620—1662年间,是当时智
仁亲王及他的儿子智忠亲王的别墅,主体由在不同年代建成的三座书院——
古书院、中书院和新书院并列组合,庭园里有散落在水池畔的松琴亭、笑意
轩和月波楼,不仅是品茶的地方,而且构成美丽的景观,沿着水池散步不免
留连忘返。另一座著名宫苑是1659年起建造的修学院离宫,主要借现成的自
然地形,在山脚下开辟沿河小径,筑堤修池,建筑物有上御茶室、中御茶室
和下御茶室等。
宗教建筑方面,名僧天海僧正早在德川初期就提议建造上野宽永寺,它
模仿京都的延历寺,作为镇护东都的鬼门,还包含了某种政治意义。京都清
水寺本堂和日光轮王寺本堂也先后在这期间营建。1654年赴日的中国僧人隐
元(1592—1673年)则在京都宇治建造了万福寺。德川纲吉在1680年继任
将军后,更加重视佛教,营建了著名的护国寺等。
佛教建筑是传统的宗教建筑。本来在江户时期之前,西方基督教曾大举
“进军”日本,许多著名教士前来传教,并建造了基督教宗教建筑——天主
教堂。1578年在京都出现的两层的西式教堂以优美的格调引起广泛的注意。
16世纪末,日本已有15万基督教徒和超过一百座的教堂,虽然并不是所有
教堂建筑都是西式的,但毕竟有相当数量与日本和中国传统建筑不同。其后,
由于丰臣秀吉执行了反基督教政策,江户时代进一步切断日本与西方国家的
接触,西式教堂的兴建受到遏制。这种情况到了江户后期才逐渐改变。而且
那时外国人的一般公馆也多了起来。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壮大,其中的富裕商人也模
仿武家和贵族建造规模颇大的住宅,虽然外观不敢弄得太豪华,但内部装修
很讲究,尽量华丽舒适。一般家居则形成一定的格局,按地方的不同有所谓
合掌式或木栋式等。另外,在德川家康、家光和纲吉都爱好学问,提倡儒学
的影响下,各藩的藩主也以重教育为荣,建起了许多藩属学校。名古屋的明
伦堂、鹿儿岛的造士馆和冈山的闲谷堂都是有名的学府,建筑结构做到便于
学子钻研学问,又有活动和锻练的场所。
②工艺和雕塑
江户时代的社会稳定和市民文化的发展,给工艺的提高提供了较好的客
观条件。无论是皇室还是幕府都进一步提倡茶道,16世纪末专为品茶会创造
一种“乐陶器”,经丰臣秀吉的确认(他曾为此赐金印一枚,上刻有汉字“乐”
字),在17世纪初很快就流行开来。“乐陶器”茶碗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
的以直线造型为特征,有的有令人感到亲切的曲线,都从形态上给人以艺术
的享受。这种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照顾到艺术性的做法成了日本制陶业以
至其他手工业产品的传统。后来,在中国输入的彩陶的启发下 (另一说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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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直接参与指导),酒井田柿右卫门烧制成日本的彩陶。
中国的瓷器当然早就不断输往日本,但是都只能成为统治集团的享有
物。江户前夕,佐贺藩主从朝鲜带回多名经验丰富的陶工,其中之一的李修
平长期精心研究陶器原料,并于1615年在有田泉山发现白瓷矿,终于在1616
年创制出日本首批瓷器。柿右卫门则在掌握彩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彩瓷技
术。接着,日本人不仅为满足本国需要服务,还像中国一样向欧洲输出瓷器,
在1680年前就已经这样做。根据欧洲学者的研究,“这些早期瓷器为盘、碗
①
和瓶,形状常为欧洲造型,装饰有时是青花,有时为彩瓷” 。17世纪后半
叶,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日本陶瓷产地日益扩散,技术日益精良,产
品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例如在距有田仅几英里的大川内地也生产青花瓷
器。另外两个生产中心在三川内和肥前,它们于1751年被置于平户的末罗王
子的手下。西方有的瓷器研究家认为,1751—1843年间,平户所生产的青花
瓷器是日本最优秀的瓷器。它们胎釉均好,青花淡蓝,装饰风格纤细,题材
以花卉、风景和人物等为主。
漆器制作是日本另一种与中国有密切联系而富有成就的工艺。在江户时
代涌现了佐田治、光悦、宗达和谦山等著名漆器工艺设计家,他们有的兼为
画家或陶艺家。他们设计样式,精心挑选多纹的木材和优质薄铝皮等以及精
制漆料,然后交由熟练的工匠去制作。工匠们已掌握多种精巧的技术,有一
种是类似中国的生漆的“泥金画”,以透明的漆一层层地覆盖在漆坯表面,
每一层间都撒上金粉,经过抛光后显示深沉而绚丽的色调。光悦是个多才多
艺的人,后面谈绘画时还要介绍他。他设计的漆器精品现在还留有舟桥砚箱、
樵夫砚箱和群鹿笛筒等。他的后继者之一光琳也留下了一些杰作,如八桥砚
箱等。
日本江户时代的工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雕塑艺术结合。金属器具上,
包括刀剑的装饰性雕刻,建筑物的栏间、壁间的装饰性鸟兽、花草和人物浮
雕,说是雕塑的一类固然很对,归入工艺美术也不错。其他工艺雕刻如根雕
也很兴盛,至于规模稍大的名副其实的雕塑主要是佛像和神像,如著名的行
僧圆空 (1632—1695年)曾在许多地方云游修道,并留下的大量木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