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立志书籍-第3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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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山右积习重利之
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以故士风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
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
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
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
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
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
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
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
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由此可以看出，晋地重商的风习既浓厚又普遍，“是以应
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令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显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
与前瞻，山西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练达，颇有才华，
弃儒就商，开始创造了侯氏的辉煌。侯培余开设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
号。道光初年，侯培余又适应市场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其子侯荫昌的大力经
营，业务飞速发展，使蔚字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
生意兴旺的同时，侯培余在旧堡东门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处宅院，个个巍峨华丽，前
庭后院，过厅书房，富丽堂皇。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
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形象地道出了培余读书治家理财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
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
条新型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已入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还是已在府、州、县学考取的庠生或诸
生，皆义无反顾地弃文经商了。那些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而非读书做
官这一条途径。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
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
举，赴张家口经商。常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
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
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
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
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
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
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
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
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重商立业”的借鉴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对今人来说可资借鉴。旧时商贾富豪兴盛的
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把经济搞活，可以兴邦富民。相反，忽视商业，本地人自己不干，势
必丢失掉本地市场，更谈不上对外开拓，结果本地的经济很难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经商，现代的山西人，经商观念却十分淡薄，更不能与浙
江人和广东人相比。当然，这与建国后忽视商品经济有关。过去，山西产品出省计划调拨比
重高，人们习惯于依赖计划调拨而疏于自我开拓市场，以致集市上商贸老板大都是浙江一带
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产品。今古比较，思想开化，似乎远不如先人。
因此，旧时晋商“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只满足于门前设摊，
小富则安，要有胆略和气派远足千里，做大生意，干大事业。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1）
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当时谚语“生子
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
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
海。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
白手起家，富如王侯，需要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需要有超群的智慧；从南国海滨到塞外朔方，万里逐利而动，经营诚信有笃，需要
有非凡的才干才行。此外还要能够读写精算，了解各地的地理及人文风习，具备强烈的市场
意识和信息资源，能对时局及时进行准确的预测，擅长有效的公关交际？？做到这些，商人
必须是人中之强者、智者。这些经商素质，仅有勤劳和俭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厚重的知
识底蕴来支撑。
山西榆次常家“世兼儒贾为业”，重商不轻学，重学为经商，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
的祖训，走出了一条商学互补的路子，不断为其商号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子孙。继承祖业，
或弃官，或弃文，皆以商为本，200多年竟长盛不衰。
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
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
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
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
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
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
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
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
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
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
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
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
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
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
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
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
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
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
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
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
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砺炼，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
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
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
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
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
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
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
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
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
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
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
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
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
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
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
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
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
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
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
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
“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
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
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
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
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
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
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
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
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
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
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
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
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
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
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
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
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晋商“商而优则仕”的借鉴
晋商“学而优则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实现人生的价值除了从政之外，经商也是其
中的一个途径。而“商而优则仕”的思想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晋商捐输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仅仅是“虚职”，仅仅是为了荣耀门庭，并非教人去
真正的做官，否则就失去根本，不务正业了。毕竟经商与从政是不同的“行业”，商人真正去
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商发展到后期，有些就想当官了，纷纷花钱买官、捐官；有些虽
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仍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总想靠着政府、
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钻政策空子致富发财，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一倾向
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
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
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
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
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
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