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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十讲 老子智慧与人际交往的识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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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飞镇守在阆州时,传来关羽被东吴所害的消息,《三国演义》中写道,他是早晚哭泣,血湿衣襟,诸位将领用酒来劝解他。但是张飞如果醉了,怒气更加厉害,军队中只要有人冒犯他,就用鞭子打人,多有被打死的。帐下有两员末将范疆、张达来报告,挂孝伐吴所用白旗、白甲一时来不及准备,须宽限时间。但是张飞大怒,把这两人绑在树上,在每人背上各打五十鞭子,并用手指着他俩说:“来日俱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这两个人一合计,“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于是就在这天晚上,他俩把张飞杀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单是从“处下”这一角度来看,能否“处下”,确实关系重大。 
  再看关羽,他也不能很好地“处下”。陆逊接任吕蒙之职位后,就用礼物书信来表示和好,关羽很骄傲,说:“孙权见识浅短,何用孺子为将也?我荆州犹泰山之安,吾复何忧?”他瞧不起人,傲气十足,结果中了吕蒙、陆逊之计,败走麦城。后来蜀国的学士秦宓分析关公的失败,对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关公轻贤傲士,刚而自矜,以致丧命,非天亡之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不能“处下”带来的又一次血的教训。
  照例说,刘备在三人中最善于“处下”,但是在听到关羽被害的消息后,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急于要去讨伐东吴,为关公报仇。当时赵云很有见识,提醒他应当先灭掉魏国曹操,那么孙权就会“自服”。刘备不听。那个学士秦宓就出来强谏,刘备非但不听而且要杀了他。诸葛亮听到消息,上表规劝不要讨伐东吴,并救秦宓,说应该“纳秦宓金玉之言,抑卞庄刺虎之勇,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但是那时刘备看了诸葛亮的表,就扔在地上,说:“朕意已决,再谏者插剑为令!”大家可以看到,已居高位的刘备没有了先前那种能“处下”的谨慎了。结果大家知道的,火烧连营,一场惨败,刘备不久也就去世了。这是刘备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冷静地“处下”,结果引出这样惨重的教训。
  “处下”需要修养
  确实,光有“处下”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实际行动。老子是叫你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都是去“处下”。确实有“处下”的理念难,要实行“处下”很难,要达到很高的“处下”修养就更难了。
  但是有的人做得很好,我们说些近现代、当代人物的例子,也足资启发。
  据说,林肯在参加美国十六任总统选举时,因为没有钱,竞选时没有坐专车,只是买票乘车。每到一站,朋友们为他准备好一辆耕田用的马拉车。有一次,他站在车上向选民们做了这样一番演说:有人写信问我有多少财产,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办公室,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脚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蛋又很大,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这就是林肯低调的、但又真实的、能够打动人的“处下”的竞选演说。我想,如果我在场,听到这番话,也会毫不犹豫地投上一票了。我想林肯的低调处下,大约不是在作秀,而是他的一种素质与素养的真实流露吧。
  大家可以看他后来当上总统后的情况,就能了解这点了。据说林肯做总统时,白宫有不同的人环绕着林肯。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之处,就是极端的聪明与自我。他们认为自己比总统更优越。林肯不但没有赶走他们,反倒尊重他们。林肯推崇他们的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奉献智力与精力来效忠国家。结果每个人都成为赢家。…我们可以问自己,处在这样的高位,你还能如此处下吗?要做到像林肯那样,确实是不太容易的,这是他不断修养、修炼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他的邻居中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常常到爱因斯坦家里去。孩子母亲感到奇怪,就问女儿。孩子回答说:人家都说112号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我做数学作业有困难就去请他帮忙。他很乐意帮助我。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解释得很清楚。还说有什么困难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孩子母亲感到女儿的这种冒冒失失不妥,连忙去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说:你不用道歉,我在谈话中,从这孩子身上学到的,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还要多呢!
  这是流传的关于爱因斯坦人格的一个细节,一个大师说他从十来岁的女孩那里学到东西比教给女孩的要多,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师“处下”的风采,大师善于学习的精神。
  其实,我想不是十来岁的女孩真能教爱因斯坦的什么学问,而是爱因斯坦或许从孩子的敢于接近名人、敢于问、以及孩子的童心、思考问题的方法、视角等等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
  “处下”并不是想要“处下”就能处下的,不是的,需要一种特别的长期的修养。这里就能看到爱因斯坦的修养。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爱因斯坦的“处下”修养。
  德国当时有人污蔑他的相对论,说这是犹太人阴谋危害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1920年,他们在柏林音乐厅集会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坦然地来到会场,坐在一个包厢里。在那些越来越荒谬的斥责声中,人们看到他不断地大笑,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很佩服爱因斯坦,他没有和这些人去滔滔不绝地辩论个是非曲直,或者是怒目冷对,或者是拂袖而去,而是采用另一种不屑跟人争、占你们的上风,对这帮人采取另外一种“处下”的态度。爱因斯坦面对这样的攻击反而大笑,而且还“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想到爱因斯坦这种情景,我往往会在眼前浮现出老子、庄子的形象,这时候他的态度、风骨与老子、庄子多相像啊!这种修养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再来说个例子。荣德生(1875-1952)是无锡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是杰出的民族资本家。他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弟兄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在1985年荣毅仁在回忆他的先父是怎样教诲他“处下”的时候,说过一番话,值得今人体味。
  当时荣毅仁在大学读书,他父亲每逢寒暑假都要求他到自己的茂新面粉厂去体验生活,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事业心。荣德生还会查岗,经常打电话到厂里,查询儿子是否在厂里。有时候自己还顺便到厂里来查看。荣毅仁说:“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工人师傅,学习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有益的作用。”大家想想,一个高层领导人,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领导工作啊!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企业家、老板、老总、干部,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啊!
  再说荣德生自己就很会“处下”,否则他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杰出的大民族资本家。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放前他创办江南大学,他能够聘请到当时一批一流的名师,譬如文学院就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祖耿等等。荣德生一方面用高薪聘请,让这些教授来江大有高待遇,能更好地生活。荣德生的另一种智慧就是用真实的情感来沟通、用“处下”的方法来用这些教授专家。 
  比如无锡市的荣巷是荣德生的老家,为什么叫“荣巷”?就是荣家的住巷嘛!宅子很大,有楼房,他就敞开自己的家园,安顿著名学者钱穆和秦含章等住在楼上,其它房间也各有安排,整个荣府成为江南大学的教师宿舍。大家到无锡去旅游,有处名胜叫梅园,这本来是荣家的私家花园,荣德生不仅免费给老百姓常年开放,还腾出许多地方、包括零星的小别墅建筑也都由江大老师职工使用。
  钱穆在晚年曾经这样回忆荣德生:“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晡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这是“校主”对教师的“处下”。钱穆还说:“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住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荣德生文集》)
  这种“处下”的做法和智慧也影响到后代,比如荣毅仁原来还做过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开学之初,照例要在上海家里设家宴,邀请招待江大各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及专任名教授等,表达慰劳之忱,并联络感情。他还邀大家自由发言,有什么就可以提出来,不用拘束,交流个人设想,听取多方建议,这对办好学校很有关系。
  我也联想到,今天高校的领导常说,要用感情留住人。各企业、事业、科研单位也常说要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也许老子的“处下”是一个好方法,而荣德生家族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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