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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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数量不很多，只是少数党员，但性质严重，是“浓厚”；说“小团体主
义”现象经过批评，仅仅是“残余”了，可见数量不多，性质也不严重；说
“享乐主义”现象“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说明数量不少也不多；说“离
队思想”的人是“与日俱增”，说明数量在逐渐加多，情况严重；说“盲动
主义”现象也是“残余”，程度并不严重。从以上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毛泽
东是尽量使他的语言与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显得准确无误。

②词语的严格限制
这里说的“词语的严格限制”，既包括对某些词语的严格限制，也包括
用某些词语对某些内容的严格限制。毛泽东为避免产生绝对化的偏向而使判
断准确，经常对某些关键性词语或内容加以严格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原理，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不多的，一般情况下，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
着，即使是事物的规律性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一些绝对性
的语言，例如当他列举了党内自由主义的11　种现象之后便说：“所有这些，
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对自由主义》）其中的“所有”和“都是”，
便属于绝对化的语言。但这种情况，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在多数
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对于特殊事物还是对于规律性事物，总要有所限制。

毛泽东对某些词语或内容的限制，通常有概述法、排除法、模糊法、修
饰法、前提法、归属法等等。

概述法。所谓概述法，就是用“一般的说来。。”一类语式，从总体上
进行判断，抛开个别情况于不顾，但实际上又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顾及到了
个别情况，因此，这种判断并不显得顾此失彼。例如，毛泽东在讲人们认识
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用成功与否来验证精
神或思想是否正确时说：

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人
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话中的“一般的说来”，就是对下文讲的规律性判断作的限制，因为这
个规律只是大体正确，是相对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漏洞（在上述
那段话的后面，作者就叙述了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在社会斗争中，代表
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
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
失败了”）。所以，这样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法。毛泽东常常用“除了。。之外”这样的语式，对一般规律性的
事物或问题进行限制。在《实践论》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

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

践。。
马克思等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的条件很多，其中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具有
天才等。毛泽东认为，其“主要的”条件是参加实践，不过天才等条件也不
是不重要；因此，他在强调其“主要的”条件时，不能不提及其他条件，于
是就在强调“主要的”条件时，采用“除了。。之外”的方法，把其他条件
既排除出去，但也同时顾及到了天才等条件，这样就显得很全面。这种排除
法，实际上就是把某些特殊情况首先排除出去，然后再叙述一般的或主要的
规律，因此就显得客观全面，而不绝对化。

模糊法。模糊法就是模糊修辞法，它是用某些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
不甚确定的词语作一般规律性判断的一种手法。毛泽东对这种手法的运用，
大体上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用来表示实质性判断；二，用来表示推测性判
断。

所谓实质性判断，就是用表示数量多的模糊性词语，对事物或问题进行
判断，在判断中，暂时抛开非本质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一般规律。这类模糊
性词语，毛泽东用得较多的是“基本上”、“本质上”、“大概”、“常常”、
“主要”等。例如：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
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
两件事情。（《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这里解释了什么叫“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一切方面”
的意思。他曾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特意把“基本上”
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中
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只是大体一致，并不全部一致，
说为二者奋斗是“一件事情”，只能从“基本上”讲，这样讲，既抓到了本
质，又较为稳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过，“说‘本质上’，
就是说基本上”；他还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
说过，“讲基本是谨慎的讲法”。可见凡事从基本上讲，既能抓住本质，又
很科学。

关于“实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一些模糊性词语，
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基本上”相似。下面再略举数例，仅供借鉴。

例一：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
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
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
都是农民所给。（《新民主主义论》）


例二：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
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1921　
年1　月28　日《致彭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例三：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四：

（自由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反对自由主义》）

所谓推测性判断，就是根据掌握的大体情况，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毛泽东作这种判断，常常使用“可能”、“左右”、“似乎”、“大约”、
“差不多”等一类模糊性词语。他运用这种推测性判断方法，或者是由于对
事物本身无须作准确判断，或者是由于某些情况无法全部了解和统计，所以
只好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它有时被用于一般规律性的判断，有时被用
于特殊性的判断。例如：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
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说具有中国特点（长期性和广大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东方
是空前的时候，其语义是明显而肯定的，因为他对东方历史上的游击战争长
期性和广大性已经全部了解，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说它在整个人类历
史上是空前的时候，则用了“可能”二字，这只是一种估计。这是因为，毛
泽东对整个人类历史上（包括世界西方）的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广大性没有
全部掌握，所以判断的时候要用“可能”来加以限制。

当建国后七年多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
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
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这段话中，连续用了“左右”、“似乎”和“大约”三个模糊性词语。因为
毛泽东当时（1957　年）对各有关数字的具体掌握可能并不精确，或者还没有
人作过统计，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只好用“左右”、“大约”、“似
乎”来估计。又如：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安化等县，
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的两个“差不多”，也都是由于毛泽东无法获得准确的具体数字而使用
的推测性的模糊词语，它们都起到了特殊的准确判断的效果。

总之，毛泽东运用模糊修辞法，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
大家知道，做到语言准确，一般情况下，只有使语言有关时间、数量、程度
等概念与客观事实尽量一致相符时，方有可能；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有些
时候，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仍然要这样做，那就会出现不准确，甚至出
现失误。而这时，只有使用本来并不确切的模糊性词语，反而可以做到相对
的准确。这是因为，虽然使用模糊性词语会有或然性产生，但这样做不致产
生漏洞，又使语言的倾向性明确，因而使语言十分得体。毛泽东深诸此道，
所以经常运用模糊修辞法，对某些词语或内容作必要的限制。

修饰法。为了使语言达到充分准确，毛泽东经常选用必要的定语或状语
去恰当地限制中心词语。1948　年张闻天写过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
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文件，中央已经作过修改，毛泽东阅后认为，其中
“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不够准确，就又改为
“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
法”。为什么增加了“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11　个字？他作了如下说明：
“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
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
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85　生’的轨道之上。”（据1948　年
10　月26　日《致刘少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又如，1956　年国家预算
报告中说，要使国家预算做到“稳妥可靠”；毛泽东却建议，以后应改为“充
分可靠”。他认为：“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
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
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在中国
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由此可知，毛泽东对
修饰性限制法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因此他格外重视这种技巧。

毛泽东运用修饰法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二是用
状语限制中心词语。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下面这段话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
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必要的起限制作用的定语词语是“有价值的”和“比较聪明的”，
它们对中心词“军事书”和“军事家”分别作了限制。如果不去限制，则会
产生绝对化的失误，因为不会是所有的军事书和军事家都反对消极防御。

用状语限制中心词语。例如：

。。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苏联利益和人类
利益的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人估计苏联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某一方；毛泽


东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苏联红军如果“不严守中立”，
也将是有条件地参加战争的某一方。所以，用“不会无原则地”这样的状语
去限制“参加”这个中心词，是很恰当的。

前提法。这是用某些语式作状语来限制所阐述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例
如：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
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
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
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
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对于这点”和“在这点上”，都是状语，是说向孙中山和蒋介
石学习重视军队的做法，并不是向他们所有的方面学习。这一限制，就使判
断十分具体、贴切。这种限制方法，实际上是单纯从某一角度或侧面看待事
物，也把其他方面的情况排除出去了，因此，其判断也不显得绝对化。

毛泽东还常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一定的
程度上”、“按。。说来”、“据我所知”等一类语式，对阐述的特定情况
加以限制，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在这点上”、“对于这点”相同。另外，上
面提到的概述法和排除法，就其实质上说，也都属于状语限制和前提限制。

归属法。这也是用来限制所阐述的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为了判断某个
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原因等，毛泽东常用“。。之一”的语式，使判断更加
严密。例如：

。。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
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学习和时局》）

这段话如果不用“之一”，就显得有挂一漏万之嫌。加上“之一”，便
说明作者判断的情况，仅仅是这些“前提”总和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称这种
限制法为归属法。

补充法（附内容补充法）。毛泽东在阐述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过程中，作
出判断之后，如果觉得其中的概念或判断存在着绝对化或某种缺漏等毛病
时，即使这种毛病并不很大，也要运用补充法加以限制，予以完善，这就使
他的语言更加严密，无隙可击。

作为限制性的补充法，有以下一些具体情况。
在整个判断之后，再加补充判断。例如：


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
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
国民参政会》）

这节文字中，如果仅止于国民党反动派并无真正诚意的判断，则只能说明他
们从以往到目前无诚意，至于今后是否有诚意的内容就被忽略了，这就有漏
洞，所以毛泽东又用“至少现在。。”的字样作了补充判断，这就使全部判


断天衣无缝了。
毛泽东还喜欢使用“或者。。”这样的语式作补充判断：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
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
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
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
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共有两组判断，每组正判断之后，又都有一个辅判断，每个辅判断
都用了“或者。。”这样的语式，它们对正判断都起到了限制性的补充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补充法，一般都比较简略，字数较少；但是，如果补充
的内容较为重要，他也就多说几句。例如：

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
达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