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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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
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说它们是没落腐朽的”东
西”，不是“进了博物馆”，就是到了垂死阶段，而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和社会制度则是昂扬向上，充满生机，无限美好：一贬一褒，一抑一扬，表
现出鲜明的爱憎。

②间接抒情
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把感情好恶爱憎溢于言表，把它完全融于
具体的事物或问题的阐述当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抒情比较隐蔽。
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形式上是在讲
斯大林、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的事迹和品德，纪念他们的意义，但同时也
是在抒写他内心对这些人物满腔热忱的爱和敬，表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追
求；在《反对投降派》、《必须制裁反动派》、《质问国民党》、《评国民
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战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
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争论问题，实际上，也在向这些反
动派发泄仇和恨；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
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
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
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
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
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
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
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
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
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
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
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
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
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
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
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
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
“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
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
“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
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
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
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
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
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
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
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
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
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
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
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
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
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
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
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
“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
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
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
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
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
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
“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
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
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
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
（《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
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
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本义应是“接连不断、迫不及待
地讲”，可一用“喷”，则增强了形象性：国民党反动分子们破口大骂、唾
沫四溅之状如在目前，从而增强了厌恶之情。

鲁迅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
文人相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而同敌人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
的一生。由于他既能“杀”、能“憎”，又能“生”、能“爱”，所以他才
能使语言有血有肉，色彩鲜明。这也是他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
作用的原因之一。

6。短句与长句的运用
这里所说的长句，一般是指字数较多、中间又不加逗号、句号、问号和
叹号的句子；相反，这里所说的短句，不仅字数较少，又用逗号、句号、问
号和叹号断开的句子。

为了使语言更具有鲜明性，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尽可能运用短句而
少运用长句。特别是他的讲话（包括演说、报告、谈话等），更是如此。请
看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
（指不久前，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出动38，000　人，我们出动31，000　人，
消灭敌军35，000　人——引者），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
很好，“争”得很好。。。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
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
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


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
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
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
要打仗。（《关于重庆谈判》）

这段话是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两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回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最长的句子是十二三
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三个字。这样的短句显得简明、畅达，无论是读和听，
都容易使人感到轻松、省力；而长句则不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运用长句。比如在较为庄重、严肃的学术论
文和对敌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中，他就常常使用长句。不过，在运用长句的时
候，他也总是使之更为明了顺畅。做法有三种，第一，在行文过程中，只有
当读者或听众能够容易理解的情况下，他才运用长句。第二种做法是，对于
长句，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能逗则逗，尽可能使长句化成形式上的若干短
句。例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有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
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
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
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
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他们的脸。

这是一个多重复句，句子很长，除去标点，共有136　个字。从总体上看，这
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复句，原因是一个并列复句，就是：“它给。。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其中“给。。的人们”，是介宾结构，“给
了”是介词，“。。的人们”是宾语，句中加点的是宾语“人们”的定语。
对于这样长的定语句，毛泽东能逗则逗，使定语中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词语
在形式上都变成了短句，使人们读起来或听起来就不那么含混、吃力；如果
不这样做，肯定使人们难读、难懂。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
看毛泽东在为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中加写的一个语法学意义上
的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
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利，春暖花开了吗？（引郭思敏编
《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89　页）

这是一个较长的反诘句，而且也是多重复句。这里，毛泽东也是能逗则逗，
所以读起来或听起来，也很顺畅。如果将两个带点的逗号丢掉，读起来或听
起来，就会难懂，甚至会产生歧义。

第三种情况是，为了使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语义更加鲜明，毛泽东常常
在句子的适当位置填加必要的复指成分。例如：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
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


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
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
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
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
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了。（《新民主主义论》）

这个句子长，主要是由于状语长。这个状语由四个“在。。时代”这样并列
的较长的重复语式构成。状语这样长，对全句的理解和把握必然产生困难，
所以作者在它的后面又添加了一个“在这种时代”这样的复指成分状语，由
它来指代前面那长长的重复性的状语，这样，便为读者和听众提供了很大的
方便。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也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


生动篇

笔惊天地语泣鬼神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使用的语言具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对于人民，
是进军的灯塔和号角，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对于敌人，是猛烈的枪弹和炮火，
杀伤力极强。无论什么人，只要读了他的文章或听了他的讲话，都要在不同
程度上引起心灵上的震撼，真如古人所说，“使天下之人，听一事，如闻雷
霆，奉一言，如亲日月”（高珩语，见《聊斋志异序》）。这是因为，他的
语言，不但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鲜明性，而且还具有感人的生动性。
笔者通过研读毛泽东公开发表与部分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其他人的
语言作过比较之后，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语言，如果仅仅具有准确性和
鲜明性，这只是一般文章和讲话的起码要求，还不会达到艺术境界，因为它
们只能供人们作事理上的学习或借鉴，却缺少欣赏的价值；而语言一旦同时
具有了感人的生动性，那就有可能正式进入美学范畴，产生欣赏价值，因而
值得认真研究了。当然，一方面，语言的准确性是鲜明性的基础，如果没有
准确性，则其鲜明性未必可靠；有时其鲜明性越突出，那种语言与真理的距
离越远；另一方面，准确性与鲜明性同时又是生动性的基础，如果离开准确
性和鲜明性，其生动性也便无从产生，如果硬要片面地追求生动性，则其语
言必然娇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而毛泽东的语言决不是这样的。他的语言
感人的生动性是他语言金字塔的塔峰，而其高度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鲜明性，
则是他语言金字塔的基座和塔身。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因，才使得毛泽东的语
言产生永久性的魅力。

毛泽东历来主张，一切文章和讲话都要具有生动性。在《〈中国工人〉
发刊词》中，他希望这本杂志“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
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他把“乏味”的语言比喻成“瘪三”，并列为
党八股中的第四条“罪状”加以“讨伐”。说这种语言“干瘪得很，样子十
分难看”，如果在文章或演说中“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
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岂不“面目可憎”？因此他再三要求人
们下决心向人民群众的语言、外国的语言、古人语言中“丰富的、生动活泼
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需要的”、“有生命的”“好的东西”学习
（《反对党八股》）。而毛泽东确实是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个主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