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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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反而显得形式活泼。

4。远仿法
以上我们评述了毛泽东运用的三种仿化法，这些仿化法，如果从原文与
仿文的关系看，还可以分为近仿法和远仿法。所谓近仿法，即是依据上文中
提到或出现的词语、语意或体式仿造出新的语言的技巧，前面我们提到的例
子，大都属于近仿法。

关于远仿法，请看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说过的
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
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


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段话末尾中的“球籍”一词，是指地球之籍，汉语中无此词，它是根据“学
籍”、“户籍”、“党籍”、“国籍”等仿化而来，虽然这些被仿的词汇在
上文并未提到或出现，但以此仿化出的新词语很容易理解。这种仿化，就属
于远仿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仿化法，也是相当灵活的。

总之，毛泽东运用仿化法，非常出色。其关键不但在于能“仿”，而主
要在于能“化”，“化”出了不少生动而又风趣的语言。


八移用法的运用

这里所说的移用法，是指毛泽东把本应在此一语言环境应用的词语却应
用到似乎不该应用的彼一语言环境中去，但是应用的结果却令人感到意外的
恰当和风趣，这种选用词语的技巧，可以称为移用法。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
是相当高明的。他运用的移用法分为三种：平移法，降用法、升用法。

1。平移法
在平行的语言环境中的词语移用，就是平移法。请看下面一则例子：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
的内战。。（《论联合政府》）

“抄袭”本来是用在文章写作范围中不良作法的一个词语，但毛泽东却把它
用在了政治生活当中。文章写作与政治生活，基本上属于平行的两个范围，
所以“抄袭”的移用，基本上属于平移。又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说：

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
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
利。。

“上市”的东西，都应该是商品，毛泽东却把“上市”一词用到了“作品”
的宣传上，显然，这也是平移。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平移法的运用，还有一些，例如，在《评国民
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中，毛泽东评论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当说
他不接受共产党谈判条件时，则说他“不可爱”；当说他对共产党的攻击稍
微差一些时，则又说他“仍旧有可爱的地方”——对于论敌（也是政敌）的
孙科，正常情况下，只能说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而不能说他“可
爱”或“不可爱”，特别是属于敌我矛盾时，尤其不能这样说，而毛泽东却
偏这样说。1949　年2　月5　日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严
惩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接连惨败，
为了挽救自己的危亡处境，被迫向共产党提出要求进行和谈，但它却说是为
了“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于是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大
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1961　年5　月6　日毛泽东《致李井泉并陈正人》说：
“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
写回信。”（《毛泽东书信选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和“发善心”都
是佛家语或道家语，一般不宜于用在人际关系上，但毛译东这样用了。这都
是平移法的灵活运用，具有明显的风趣性。

2。降用法
所谓降用法，就是把本来具有重要含义的词语用到了相对不重要的语言
环境之中的一种移用法。这实际上就是大词小用法或重词轻用法。例如：

这些人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
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论联合政府》）


“学说”一词本身含义是专指某种有系统的重要的理论，而这里却把它当作
一种“说法”使用，显然属于降用法。又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对
机关、学校、部队里“反革命”的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其理由之一是，
“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我们知道，脑袋落地接不起来
这件事，根本用不着“历史证明”，用常识即可以证明；用“历史证明”的，
都是复杂而长期弄不清楚的事实或理论。把“历史证明”这样的词语用在不
必多加思考就能明白的问题上面，自然也是降用。

毛泽东有时还连续运用降用法。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党八股的第
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这样说：

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
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

“调查研究”的对象都应该是比较重大而复杂的事情或问题，而毛泽东却把
洗脸照镜子这样的小事的观察说成“调查研究”；同样，对需要严肃对待的
事情的态度，才能说是否有“责任心”，可是毛泽东却把洗脸照镜子这类生
活琐事提到了“责任心”的高度。这些都是重词轻用或大词小用，收到了风
趣地说明问题的效果。

毛泽东运用降用法十分灵活，即使在平时生活中也随时运用。毛泽东与
他的保健医生和生活秘书王鹤滨有过一次对话：

王鹤滨：主席，您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怎么能支持得了呢？我试了几

天就不行了。

毛泽东：〔用身体作了一个比喻动作，表示他的腰粗，个子也高〕你看！

我的规模也比你大呀！（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

“规模”一词，一般只能用于诸如建筑、机关、斗争、运动等较大事物中，
而不能用在人体上，毛泽东把它用到了人体上，因此也属于降用。从中也可
以看到，毛泽东运用降用法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3。升用法
升用法与降用法正好相反，它是小词大用或轻词重用。例如，1947　年6
月14　日《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说：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
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毛泽东书信选集》）

毛泽东把敌军进攻和搔扰说成是“游行”，而“游行”一词一般都带有和平
性质的行为，毛泽东把它用在了战争的严重形势中、真是举重若轻，既表现
了他对敌人的蔑视，也反映了他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升用
法。

又如，司徒雷登代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系统”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整个
时期，正是马歇尔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时期，毛泽东讽刺说，在马歇尔看


来，司徒雷登的错误，只是一个“缺点”。把大的错误仅仅说成是“缺点”，
这也是轻词重用，当然讽刺意味就比较明显。

毛泽东运用升用法时，常常与比喻、仿化以及俗语等技法结合起来运用。
例如，他在讲国际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
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在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扯皮”，是比喻无穷无尽的矛盾斗争，但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
显然也是轻词重用，而“扯皮”一词，不仅是比喻，同时又是俗语（惯用语）。
所以这段话实际上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的合用。

又如，毛泽东在谈国际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注意“两条”时说：“第
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而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君子动口不动
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和平”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战争”就是“小
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是两句俗语（谚语），也是比喻。战争与和平
都是重大之事，君子、小人动口动手是一般人之间争论或打架之小事，毛泽
东把这样本应用于生活小事的话语却用到了重大之事上，显然属于升用。因
此，这段话也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合用。

像运用降用法一样，毛泽东也随时运用升用法。一次，他与日本外务大
巨大平正芳谈话，说他正在学习日文，并想到日本留学。大平说：“那我们
可怎么照料您好呢？”意思是请他不要去日本。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不友
好啊！”还有一次，也是接见太平正芳，他向大平正芳询问中日航空协定谈
判情况：“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巨人印象记》，引郭思
敏《我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讲的“不友好”，是指“不同意”的意思，
是降用；“吵”、“大吵”指“争论”、“辩论”，这些都是用了升用法。
这些话都显得格外活泼、生动。


九易色法的运用

增色法是使原本是中性（或称“无色”）的词语添加或改换为具有强烈
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易色法则是：用在某些语句中的词语，如果孤立地看，
它们本来是具有此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可是与它们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联
系起来看，又变成了具有彼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就是说，某些词语在具体的
语言环境中，改变了它们原来所具有的感情色彩。这种方法，也属于词语活
用。

毛泽东运用易色法很灵活，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贬义词语当作褒义
词语使用，一种是把褒义词语当作贬义词语使用。

1。贬词褒用
毛泽东于1949　年8　月13　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中说：

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
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
法无天”。

“无法无天”本是一个贬义成语，它一般用于坏人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但在
这里却具有了无所畏惧的褒义的性质，这就使“无法无天”原来的贬义色彩
变有褒义色彩了。又如，毛泽东在1957　年10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农业发展
纲要“四十条”在“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做革命的
促进派》）。其中的“复辟”一词，本来也是贬义词，但在这里却有了“及
时地恢复”这样的褒义色彩。这也属于贬词褒用。

2。褒词贬用
请看《反对党八股》中的一则例子：

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
气。也算一种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

这里的两个“创作”在讲话中是“捏造”的意思。这是一种贬斥。但“创作”
一词本身却是具有褒义的词，是“从无到有”或“推陈出新”的意思。这是
褒词贬用。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讥刺反面人物或事物。例如，他把蒋介石为了假
和谈而提出来的骗人的话，说成是“沁人心脾的名词”（《国民党反动派由
“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说艾奇逊“如此诲人不倦地”散布一系列
谬论（《别了，司徒雷登》），其中的“沁人心脾”在文中是“麻醉人心”
之义，“诲人不倦”在文中是”喋喋不休地欺骗人”之义，而它们原来都是
褒义词。这些都属于褒词贬用。

从上面的评述中看，贬词褒用能使语言产生正面的风越性；而褒词贬用
则能产生反面风越性（即讽刺性）。所以，易色法也是使语言具有风趣性的
有效方法之一。


十引用法的运用

梁代的刘勰说过，“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
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
（《文心雕龙·事类》）这是说古代的经典（包括权威性言论），好似文章
写作的语言材料的仓库（即所谓有“奥区”），才华灵感的灵境圣地（即所
谓“神皋”），从汉代扬雄班固开始到他们以后的文人们都能善于加以采择、
利用。宋代黄庭坚也说：“古之能为文章者，其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
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毛泽东是当代
最“能为文章者”，更能“陶冶万物”，善于利用。不过，他所利用的，不
仅有“陈言”，也有“今言”，不仅有“中国言”，也有“外国言”，不仅
有“经典言”、也有“口头言”，具体地说，就是他善于运用引用法，引用
的内容，包括古今名人名言、诗文语句、各种俗语、典故（包括小说、戏剧、
故事、寓言），以及有关资料，等等，他都“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
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可以说，能够作到这一点，是使他的语言经常
议论风生、妙语连珠，而又充实有力，具有感人生动性的物质前提之一。因
此，毛泽东常把引用的事实或言论作为材料，使它们成为他的某些观点或作
法的根据。例如，有一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值夜班时打了瞌睡，醒来
后对毛泽东说：“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毛泽东说：“你们太辛
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据
权延赤编《领袖泪》），毛泽东用自己的经验（这也是正面事实）说明自己
的做法正确，但似乎还觉得无力，于是又用《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作为证明材料，进一步说明他的做法是应该的，是符合一般处事准则
的。又如，1949　年8　月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便对中国实行“封
锁”（即今之所谓“制裁”），毛泽东这样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
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的观点是，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其中引文“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惧之”一语，出于《老子·七十四章》。毛泽东引用老子的言论充分证
明了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这个观点的坚实性。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语言，并不像某些专业学者那样格外注
重旁征博引，更不像某些人那样，喜欢“吊书袋”。一般情况下，他并不引
用或尽量少地运用引用法，在需要引用的时候，引用的内容也比较简短，很
少作过长篇幅的援引。当然，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有时他也引用较长、较
多的内容。例如，毛泽东在191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共产
党在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就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个命题时，就引述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和《斯大林论民族问
题》两篇著作中两段较长的议论文字，其中后者竟长达700　余字。这是因为，
一方面，由于“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
识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