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鸿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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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卡瓦希·阮姆普萨蒂 著；吴万伟 译
西方文化中的电影，文学等越来越对亚洲的影响开放，但是西方的哲学对东方传统仍然是完全封闭的。为什么？ 西方哲学家的学院化和偏狭以及亚洲思想家缺乏胆量造成的。
鸠摩梨罗（Kumarila）声称存在一种所谓“我”的东西，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我”不断出现在思想中。但是商卡拉（Sankara）说这只是说明主观性，意识的在场，并没有客观的物体“我”。客观的自我明显是个幻觉，是由语言中“我”的语法使用的逻辑产生出来的。
奇怪的名称，奇怪的思想是吧？任何读过西方哲学的人都不会这样想，如果鸠摩梨罗（7th century被换成17世纪的笛卡尔，商卡拉（8th）换成18世纪的康德呢？问题不是这种思想到底是印度人先具有的还是欧洲人先具有的，（古代希腊人和早期伊斯兰思想家也在争论），也不是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相似所以印度人的思想值得学习。问题在于由于多种原因，印度思想家对当代西方哲学来说是不了解的，而且很可能继续如此，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思想家。
即使简要考察一下印度和中国思想就知道东方传统探讨的领域之广泛，不管和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是否有重叠的地方，对任何关心人类生存问题的人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东方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东方哲学缺乏西方哲学具有的来自自身智慧实践传统的优势。对西方哲学的统一和认同的质疑经常被提起，虽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来自西方传统之内。学科的统一性及其西方性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在大众传播中，在大部分大学中，即使希腊哲学家中的有些根本问题和过去500年西方哲学的问题根本不一样。
虽然人文科学中的院系如宗教系，文学系，地理系，政治系，承认世界并不就是只有西方，但是在哲学系，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亚洲传统被局限在宗教研究或者区域研究中间，那里哲学与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途径研究亚洲传统来竞争，这造成哲学讲授的转移，从教会作家的思想家转向基本概念。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亚洲思想家简单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不是从事独创性的思考，许多印度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讨论怎样把印度思想融入西方哲学的框架下。这是唯见（darsana）（视觉）吗？不同思想家派别及其一些共同的信条的传统名称么？ 还是逻辑（anviksiki （另一个视觉比喻，特别的眼光）？ 被有些思想家用来描述普遍问题分析性探索的用语？印度哲学严重的存在危机到底有没有。 中国思想同样在挣扎到底有没有哲学，尤其是疯狂的毛泽东威胁要清除中国哲学的所有记忆。
只是在过去20年里，这些国家中出现了试图真正用本土的概念“做”东方哲学的努力，有时候目的是和西方思想中重要的问题接轨讨论。但是如果东方哲学算作哲学的话，这样做并不是直接的和西方哲学比较。希腊文化的传统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后欧洲基督徒重新发现的，结合了犹太基督传统形成了西方哲学的连续遗传。（中世纪伊斯兰思想承受了希腊传统，但是从希腊范畴转向集中可兰经，所以造成把伊斯兰哲学看作西方哲学传统一部分的主张感到奇怪或者不可思议。即使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大发展的时候，不同的风格和系统之间仍然出现相互不理解的情形，尤其在20世纪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大鸿沟的时候，仍然有坚实的共同基础。许多不同派别的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康德关注的是同样的教会文本。
相反印度和中国思想世界相互不了解。 我用“印度”指的是“南亚”广泛的区域以中央平原（Indo…Gangetic）腹地为中心向东到孟加拉，向西到阿富汗。印度哲学是史前时期的文化思想，超越了印度伊斯兰之外。这个传统现在被印度教（Hinduism）佛教（Buddhism）和耆那教（Jainism）之类的宗教类别认同。中国属于没有什么问题的类别，虽然现代中国包括了许多并没有和人口和政治意义上占主导地位的汉人拥有共同过去的少数民族。中国哲学是汉人的遗产。
孔子和印度教圣书的阐释者乌班尼达奥义书（the Upanishads），相互之间了解很少，就像他们对柏拉图不了解一样。实际上，有证据显示古代印度和希腊思想家有历史上的接触。希腊和印度思想中许多独立的相似之处，让一些人尤其是汉学家认为真正的区分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和印欧哲学文化的差异。当然，希腊语和梵语共同的语言传承显示希腊和印度传统共同的语言渊源，和中国就没有这个联系。不管怎么说，印度和中国传统的根本关心的问题，概念框架，和目标都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印度和中国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它们呢？印度和中国哲学的起源在与一些哲学家他们首先感兴趣提供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印度，奥义书试图将人类的意识从局限和脆弱中解放出来。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佛陀（The Buddha）大雄（Mahavira），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苦难，提供了解决办法，最终掌握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本原因和谐相处的方法。但是这些说教一般被认为构成确认最终宗教体面的状态。人们得思考他们的意义和价值，一种哲学探索的状态，寻找分析世界最终本质不同谜语，并且描述了带领人们穿行的道路。在中国，孔子的思想是从在政治上来说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同区域吸收了的，他试图教给人们文明行为的规范，遵循相关的礼仪模式。此后所有的中国思想家都接受这个需要，即理解和遵从适当的行为，但是究竟这些行为指什么，人们意见不同。在道教看来，老子认为适当的行为是不遵守社会仪式，而是生活在和自然力量和流动，庄子则建议根本就无所谓适当的行为，自发的平衡的行动的生活，道的决定…道路的选择及其沿着道路行进的方式都来自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的问题更像古典和现代早期西方思想的问题。他们看到一个世界，动手让人信服的描述藏在外表下面的东西及其过程。印度哲学是非常充满思辨性的。它遵循一个框架，目的论叙述和西方传统思想家有些共同的特点，不管是神学家还是世俗思想家。印度哲学家相信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有缺陷的，我们的存在就是痛苦，我们的理解注定是严重受到限制的，我们的行为是不能达到道德要求的，我们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因此我们要探索存在的条件，为了实现认识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能力发生改变，使得我们最终达到自由的目标。但是中国哲学相反，是（ametaphysical）的， 关心的是世界的现状，采取现实和外观的中庸立场。
而且虽然对某种最终需要有正式的承诺， 印度哲学中有很多纯粹技术性的东西，探讨思想迷宫和挑战，而中国哲学家好像总是只为改善人类行为的一个目标。
印度哲学就像西方哲学一样，有许多关于本体论的不同描述，把世界分成不同部分，而且对哲学语言的悠久和复杂的历史。（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的 梵语语法的形式化）关心语言单位传达意义，语言和声音的关系等等问题。
虽然印度哲学的象征主义中没有产生逻辑，逻辑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在西方思想中出现，印度15世纪产生的强大的完全发展起来的语言形式主义尤其是尼夜派吠陀哲学（Nyaya system），这个成就等待当代西方哲学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中国思想家能够在辩论中使用非常复杂的逻辑推断，但是除了墨子（Mohism）学派的一些逻辑因素，和中国佛教早期一个短暂时期外，对逻辑本身的研究是非常欠缺的。中国对语言的理论不在表现而在功能，语言的正确使用如何结合人们的行动。如果有伦理和政治行为的术语怎样被标准化？因为对人们的行为最有影响力的是国王，理解和遵从王道就非常重要，考虑到中国文明中实际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地位。不妨看一下这个实用主义的例子，正当西方和印度怀疑主义者表达我们能否系统地掌握世界的本来面目时，中国人（尤其是庄子）就在问我们能否认同或者放弃一种行为。怀疑主义被用来决定行为而不是要证明说法的合理性。
印度哲学中确实有些地方和中国更接近。对本质的深刻分析和行为基础的分析是西方思想史的特点。但是印度伦理哲学像中国哲学一样不是争论，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探索人类的本能，不管是逸闻趣事还是鸿篇史诗。尤其是考虑到印度哲学中其他领域分析行辩论丰富的特点后，就特别引人注目。
东西方对自我本质的认识也有很有趣的区别。因为西方思想众多个世纪以来强烈的探索可以辨认出来的，但是又看不见摸不着的自我，对它的质疑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来造成个人建造本质的极端思想。休谟的单一理论（bundle theory）认为一个人（我自己阮姆普萨蒂）不是出生的时候藏于身体内部的，有心理特征，受环境影响的具有社会责任的非实体的存在。但是这个观点很早就被印度哲学接受。印度思想家从来没有人为阮姆普萨蒂基本上是个带有身体外表的形而上学存在，（这是西方传统常常理解的阮姆普萨蒂，身体中的灵魂）他们认为核心本质是非个人的意识，尽管给了阮姆普萨蒂生命，最终并不是那个人，它可以是别人，甚至是非人，或母牛或别的什么动物。当佛陀否认自我（atman ）的需要，他是在说没有必要迎合这个非个人的，有意识的东西为了解释造成的人的明显的统一和继续。现代西方关于人性的本质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生活中形成的辩论在经典的印度理想看来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对自我的怀疑也被中国传统丰富了。人类思想的探讨没有利益，关心的问题是人类潜能是否完全被发挥出来。讨论悠久历史，传记的作用，历史上的逸闻趣事，和身份形成的叙述权威等位于当今西方辩论的最前沿。
东西方对自我观念的认识扩展到了政治个人主义上。在某种程度上，东方两大文明用特别的术语看待个人。个人责任，权利和权威依赖于他们特别的本质，人们在权利和义务上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果问一个人能够或者应该做什么事，经典的中国人或印度人会回答说那要看这个人的本质。甲可能在朝廷上发言，因为其出身，品格或者地位，而乙在同样的地位上可能就没有同样的权利。这种个人的差别性和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天生的平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观念下，个人是可以相互改变的，至于在生理上，心理上的术语具体是谁无关紧要。笼统的个人是重要的，而不是具体到每个个人。依法治国，政治机构的严谨性以及普遍的权力就是从这个生物学上的个人主义矛盾观念流出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古代印度和中国思想里，有个明显的对比“微观个人主义”（microindividualism）每个个人在社会政治大家庭中都有具体的负担和自由。在中国，这导致了有机体一样的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munitarianism），每个个人都做自己独特的本分和职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更大的群体…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贡献力量。每个个人的特点对整个群体的贡献都是独特的，因此每个个人对整体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在不同的程度上，儒教和道教认可这个思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成功并没有促进现代中国的民主要求。在印度，这个基于每个人的本质和责任的达尔玛（dharma ）应该同向社会秩序，在其中有清晰的分工和专业才能和地位的区别的微观个人主义。实际的结果是当今印度民主的爆炸性的多元价值的出现。印度和中国思想的意义在于个人主义的无限多样性，这个情形产生了平等和普遍性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显示求同存异的政治理论的可能性。
为什么西方哲学家出了叔本华以外对东方都没有兴趣呢？ 部分因为东方哲学的概念被定义为西方理性的“他者”（Other），但是亚洲人本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自己要从欧洲人的世界中寻找自我的表现。20世纪中期最著名的东方哲学家是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和铃木（DT Suzuki）在遭遇西方哲学殖民主义主导的背景下用不同的方式认为他们的文化拥有西方缺乏的独特眼光。拉达克里希南采用阿德瓦塔•；吠陀（Advaita Vedanta）的印度系统，铃木采用禅宗（Zen Buddhism）。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亚洲哲学的伟大才使得他们超越了西方哲学的理性羁绊。东方思想不能根据缺乏西方哲学中的东西来定义，而应该是超越了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建立在光靠理性没有办法把握的经验基础上，他的眼光来自实践，包括打坐（meditation）指向语言和思想之外的东西。特别是拉达克里希南对印度和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作为第一个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东方宗教和伦理学）的印度人，他需要找到办法证明印度哲学的重要性和独创性，但是并不挑战西方哲学的统治地位。铃木则同时还加入了证明日本民族主义和理性的议题，以根本不承认西方权利的方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些比较次要的人物，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试图在循环东方是哲学存在的地方是西方哲学的反哲学地方。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强调这个趋势比如诗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公开朗诵诗歌的时候发出〃om〃和〃shiva（印度咒语）等，难怪西方哲学家愿意在这个时候，坐下来得出结论东方哲学拥有太多反理性的东西。
不幸的是，第三方进入了这个歪曲的叙述的双人舞（pas de deux）中国，印度，日本的现代知识精英。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过去决裂。他们对意义深远的问题的解释从文化上断裂了。中国是由于帝国的衰落和后来的革命，印度是被殖民主义及其后来的事情（如早期的伊斯兰政治主导），日本是被军事超级民族主义的灾难性失败。在所有这些文化中，过去都成为一个不愿面对的危险的地方。在中国，共产主义试图铲除过去中国的所有记忆。在印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经典的过去只看到被英国人解释过的精英霸权的模型。在日本，不愿意返回那些深刻卷入野蛮扩张的军国主义政权的思想家。
许多在国际学术舞台露面的亚洲学者倾向于非常谨慎的把自己的思想技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种谨慎被进一步强化被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的带有文化特点的解释。商卡拉被粘贴在印度国家概念上的霸权实践，孔子被命名为非常不民主的国家的创始人。
当然，对西方哲学的本质和身份的质疑是哲学的一部分，从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挑战，到学生不愿意上已经死亡的欧洲白人男性军团主导的课程的政治挑战，这些挑战只是同化成为传统，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好处。而亚洲学术精英对自己哲学遗产的不满就深刻多了。
其他的挑战仍然处于亚洲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印度，因为失去声望和资金支援，经过传统培训的通晓梵文著作的学者在消失。在中国，横扫一切的文化革命摧毁了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政府对哲学仍然非常敏感。但是不需要说这些传统里面的价值，证明了探索认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