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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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与蒙代尔相似,假设这种冲击来自于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他认为,这种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产品的多样性程度。对于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这种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国家能够出口范围较宽的各种商品,单一品种的出口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对某一产品或部门的需求减少,可以通过资源向其他产品和部门的转移,来缓解需求减少的冲击。多样化的生产结构还使整体经济对单一产品和部门的依赖性降低,对单一产品或部门的冲击,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国家,采用汇率变动缓解外部冲击的必要性较低,这类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相反,对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也是低程度的,若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就必须对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因此,对于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通货区。
作为确定最优通货区的重要标准,凯南的理论特别强调了对产品多样性程度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凯南的理论同麦金农的理论一样,都重视划分最适度通货区的实物标准,注重贸易项目而对资本移动未予考虑。1969年,詹姆斯·伊格拉姆提出应在决定最优通货区规模时考虑一国的金融特征,并于1973年正式提出以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划分最优通货区标准的理论。
四、金融一体化程度分析
伊格拉姆的判别标准与蒙代尔的判断标准有部分重合,但他特别关注资本流动,并视之为促使国际收支均衡的力量。伊格拉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与资金的移动状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密切相关。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不充分的情况下,由于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抵补交易来规避买卖短期证券的外汇风险,所以人们会把短期外国证券作为主要交易对象,从而导致各国长期利率的结构发生明显的差异。相反,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微小变动,就会引起均衡性资本(非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从而避免汇率的波动。因此,可以由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或地区组成一个最适度货币区,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以实现内外均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经常账户的作用,而只强调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更不可以将资金融通视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即使在货币同盟内部,顺差国也肯定是不愿意无止境地向逆差国提供融资的。因此,仅仅用消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实现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明显欠妥的。
五、通货膨胀相似程度分析
1970年和1971年,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ming)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的相似程度作为确定最优通货区的标准。他们认为,除了由于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和工会力量不同以外,国际收支失衡最有可能是由货币政策不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离散趋势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离散性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较大的通货膨胀率差异,会导致贸易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在贸易条件变化影响商品流动的范围内,会引起经常账户的失衡,从而要求出现与之相抵的汇率变化。而在通货膨胀率相近的情况下,对贸易条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货币区内的经常账户交易成为起到均衡作用的流量。除此以外,通货膨胀率的巨大差异,还会引起短期资本的投机性移动,使整个国际收支出现失衡和汇率发生波动。所以,具备相同或相近通货膨胀率,应该是组成最优货币区的重要标准。
哈伯勒和弗莱明对通货膨胀相似程度的分析,非常具有意义,他们将分析的注意力从宏观经济的供需波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的货币层面,这与当时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密切相关。按照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观点,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失衡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当货币市场供不应求时,会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当货币市场供过于求时,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通货膨胀是货币市场失衡的反映,也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具有相似的通货膨胀率,理应成为划分最适度货币区的重要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通货膨胀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但如果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最经常、最主要的原因,有时也是不完全符合现实的。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有实物方面的,也有货币方面的等等。通货膨胀不一定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以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最优通货区的唯一标准也是缺乏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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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本—收益分析法
以上分析表明,以某一指标作为判断最优通货区的唯一标准都是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虽然所有这些指标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但却无法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作出完满的理论解释与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最优通货区的理论也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逐渐由传统的单一指标分析法向综合分析法发展。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比较一国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与经济稳定性损失成本,来综合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做出加入通货区的决策,以及加入通货区给该国所带来的净收益。
一、通货区的收益分析
加入通货区的最主要收益在于简化经济结算,并且与浮动汇率相比,在进行国际贸易决策时,可以提供一个更具预测性的基础。可以假想一下,如果美国五十个州都各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商界和顾客每天将会浪费多少时间和资源!同样,如果允许汇率浮动,通货区加入者在与通货区进行国际贸易时,也将面临同样的困难。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加入者所避免的浮动汇率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的损失。
至于加入通货区所带来收益的大小,或者说可避免的浮动汇率损失的多少,是很难进行精确估计和计算的。但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加入通货区的收益与加入者和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如果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者与通货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加入者与通货区之间允许包括资本和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则加入通货区会给加入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反之,如果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则给加入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小。我们可以用图11…1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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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1…1中,横轴代表通货区加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纵轴代表加入国的货币效率收益,GG曲线是加入国的货币效率收益曲线,反映加入国的货币效率收益和加入国与通货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的关系。GG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的斜率为正,表示如果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则其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也会随之上升。
还有一点需要提出的是,在以上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假定通货区的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如果通货区的价格不稳定,通货区加入国的价格水平就会发生很大的波动,从而可能会抵消该国加入通货区所获得的部分货币效率收益。反之,在通货区价格水平稳定或者是存在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有助于通货区加入国引入通货区防止通货膨胀的成果,该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很容易降低,而且还能为政府获得实行低通货膨胀的可信度。因此,加入价格水平越是稳定的通货区,加入者的收益会越大。另外,人们对一国加入通货区后维持固定汇率的坚定性,也会对所获得的货币效率收益产生影响。当人们对通货区加入国是否真的实行固定汇率表示怀疑,或者说,通货区加入国做出的固定汇率承诺没有得到市场充分信任的话,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将会继续存在,通货区加入国所获得的货币效率收益将会比事先预期的要少。反之,如果执行固定汇率的决心得到确认,甚至采用单一货币实现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则通货区加入国的收益会明显增加。综合以上两点的分析,只有在通货区内价格水平稳定且固定汇率的承诺有保证的前提下,参加国才能从固定汇率安排中获益,而且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这种货币效率收益也越高。
二、通货区的成本分析
在加入通货区以后,一国在获得货币效率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即使加入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的货币区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一国加入通货区就意味着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产出目标和就业稳定的权力。在该国面临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下,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它会允许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立即发生变化,从而自动缓解这种外部冲击对该国经济所产生的扰动。但如果该国加入某一通货区以后,在固定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无法影响该国国内产出,达到理想的经济稳定将变得非常困难。除非通货区内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外部冲击,使该国货币和通货区内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时相对于区外货币联合浮动,否则,只是该国受到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必然会引起该国就业和产出的不稳定。这种由固定汇率安排所引起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是加入通货区的成本。
如何来判断由经济稳定性损失所引起的加入通货区成本的大小呢?和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相似,加入通货区的成本也与加入国和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经济稳定性损失会越小,加入通货区的成本也会越低。反之,加入通货区的成本会越高。以通货区加入国面临来自外部的需求减少为例,需求减少会引起该国价格、工资和产出下跌,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但如果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则该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会较低,或者说经济均衡的恢复会更快。原因有二:① 如果该国与通货区之间有较多的贸易往来,该国产品价格的微小下跌都会使通货区对该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该国产出和就业率回升,该国经济均衡得以恢复;②如果该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与通货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即在该国与通货区之间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较低,则该国劳动力就很容易转移到通货区,资本也会在通货区内寻找到更多的获利机会,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该国的失业率和减低了投资者的亏损。当通货区加入国面临来自外部的需求增加时,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类似结论:如果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该国价格水平的轻微上升与外国资本和劳动力的涌入都会使其超额需求很快消失,从而使加入通货区的成本降低。综合分析,无论通货区加入国面临来自外部的何种需求冲击,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稳定性损失就会越小,加入通货区的成本越低。反之,加入通货区的成本会很高。
我们可以用图11…2所示的LL曲线来表示这种关系。在图11…2中,横轴代表通货区加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纵轴代表通货区加入国的成本,GG曲线是加入国的成本曲线,它是一条向左下方倾斜的负斜率曲线,表示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通货区的成本会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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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入通货区的决策:成本—收益分析
根据以上所做的分析,将GG曲线和LL曲线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利用图11…3来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加入通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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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1…3中,当一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小于θ1时,GG曲线在LL曲线的下面,加入通货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大于货币效率收益,该国不应该加入通货区;当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等于或高于θ1水平时,GG曲线在LL曲线的上面,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或高于经济稳定性损失,该国加入通货区有利可图,因此应该作出加入通货区的决定。θ1成为一国与通货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值,一国就是根据θ1来作出是否加入货币区的决定的。
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我们还可以研究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动或政府偏好函数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该国加入通货区的选择的。假设一国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来自外部需求冲击的范围和频率增加,则在任何给定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上,加入通货区使该国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加大,使加入通货区的成本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从图9…4中的LL1曲线移至LL2曲线,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值从θ1上升到θ2。这意味着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产品市场变动性的加大将使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意愿降低,该国将不再愿意加入通货区96'③'。反之,当一国外部的经济环境变得更加稳定时,加入通货区的成本曲线会向左下方移动,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值会下降,该国将更愿意加入通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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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研究了确定最优通货区的两种分析方法,虽然它们在具体内容上各有差异,但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以共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所采用的方法是互补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建立在单一指标分析法基础之上的,当单一指标分析法的诸多指标得以满足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相当高,加入通货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将大于加入通货区的成本,加入通货区自然也就成为一国的理性选择。综上所述,最优通货区实际上是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和金融高度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相近以及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国家所组成的独立货币区。在最优通货区内,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实行固定汇率,在单一货币的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组成这样的最优通货区,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将超过通货区的成本,有助于货币区内各国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均衡目标,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三节 欧洲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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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蒙代尔在1961年提出最优通货区理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